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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窃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作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何老师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
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像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像那种两个眉毛像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
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像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像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牢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