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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个乡下小镇上商店的职员。我从未听他讲过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听他讲过不少怀念刘少奇的政策，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看法。另一位民主党的成员叫李辅仁，他与我交换过作品，很喜欢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代人》。在与这些民主党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张九龙。
李辅仁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人信服的主义，才能号召人心。”看得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当时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不满，要反对当局，而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革命的工具。
李辅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从小就是在歧视和迫害中长大，特别是文革中，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总是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无缘无故地当众羞辱。他们家养的猪和其它私人财产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收。可以理解，他自然会产生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倾向。李辅仁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没有去台湾是经过一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做出的判断。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对商人一般是不会动的。他父亲说，“哪个朝代都要商人，共产党朝代总不会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后弃政从商，希望在新朝代过个安稳日子。但他的估计完全错了，
共产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产，而且对李辅仁父亲这种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在每次运动中都施以残酷迫害。他最后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杀了。三大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反革命集团案”。这种罪名与反革命组织的区别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党，而只是沙龙，而后者是正式的政党组织。我认识一个岳阳乡下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乡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县委强迫农民修一个名叫“青山”的水库。在水库工地上，干部拿着木棍子，强迫人们在冬天脱光上衣挑土，为的是强使人们拼命劳动以保持身体温暖。连妇女也被迫脱光上衣挑土。违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几十人就是这样被干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后来都称青山水库为“血山水库”。这位小学教师对这种共产党的政策极为不满，就与他的朋友经常在一块批评、议论共产党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纠合集团首犯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是岳阳临乡一个矿山的工人。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们预计共产党朝代一定会有大的政治动乱发生。文化革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见正确。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的“阴谋份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这位周同犯在劳改队表现非常驯服，很听从干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有天我们俩工作休息时正巧在一块，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与我聊天。周围没有别人，他问我：“曦光，你看现在政治形势如何呀？共产党政权稳不稳呀？”周在犯人中颇得好感，很多“反革命分子”都知道他是“假积极”，对于“反革命组织犯”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从不向干部汇报。所以我向他直抒己见：“如果没有国与国的大规模战争——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乱。共产党朝代像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像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分子和极右分子的运动，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分子、极右分子，判的判、管的管，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周一边听一边点头，但他插嘴一句：“不过像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他的话还没完，干部就在吹哨子。这意味着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已结束，我们又要开始劳动了。一九七五年，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都在把中国发生大政治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持有与宾兰庭同样的看法，对付毛泽东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比寿命，像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样。我自己却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谁先死是毛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如果毛泽东先死，则很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改革的非毛时代，如果周恩来先死，则一切改革都不会采用非毛化的形式。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好在这二者之间，虽然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先于毛泽东死去，但半年后毛泽东也跟着死去，江青还没来得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江青的“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从场部贴出的大标语上得到证实的。
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兴高采烈，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了。三大队的干部也显得高兴，他们把“四人帮”看成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官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检法的胜利。干部们当天夜里就敲锣打鼓庆祝“四人帮”垮台。何指导员告诉我们，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会恢复。只有一个反革命犯公开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这位周裕德。他听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后就得了精神病拒绝出工，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号子里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见我走进来就气狠狠地叫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了。你们高兴什么！？”
我连忙笑脸相迎，轻声说：“老周你好好休息，养好病再想别的事。”“我没有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我无法与他辩论只好匆匆离开。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是因为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而被判刑的。像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这些人都是参加不同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的“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我认识几个“反共救国军”的人，其中几个年轻的是文化革命后收听台湾广播，自己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另一些年纪三十岁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开始收听台湾的广播，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队的木匠曾爱斌。像所有他这一类“反革命犯”一样，曾爱斌对当局显得非常驯服，但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韬晦之计。很多人开玩笑地叫他作曾司令，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人叫出来的。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会有文艺重新复兴的日子，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否定文化革命也会以文艺的方式开路，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艺作品为反斯大林开路一样。我认为保持创作冲动，注意收集素材是种为未来变动做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黄启龙请曾爱斌讲过很多过苦日子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素材记了下来。曾爱斌的家是在湘乡县农村。他的村庄有位妇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推行时，所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强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自己做饭吃。饥荒开始时，公共食堂实行定量制度，人们按劳力强壮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饭钵中然后上水蒸成饭。这位妇女主任事事积极，总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她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年龄，每餐吃饭时，妈妈看到儿子饥饿的眼神总是心如刀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孩子。那时人们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这位妇女主任渐渐身体不支，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这种病完全是因饥饿引起，只要吃几顿饱饭或几斤黄豆就能治好。有天她实在饿得心口发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钵饭。回家的路上她就把这钵饭狼吞虎咽了。两三天后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时被食堂伙夫发现，当场抓住。第二天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把她定为“坏分子”，那夜里她回家后就跳进一口池塘自杀了。
曾爱斌村里很多人后来都去逃荒了，有一对夫妇逃出去后，丈夫假称是妻子哥哥，把妻子卖掉，换了三十斤米才维持了自己和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爱斌那时年纪太小，与父亲留在家里，没有出去逃荒。每天夜里，他们都出去到地里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有次他们在地里挖萝卜吃，被大队干部发现，曾爱斌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动被干部抓住，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里，两天后就死去了。那以后曾爱斌只好逃离家乡四处流浪。他什么事都做过，跟马戏班子做过帮工（所以他能演不少马戏节目），做过农忙季节的零工，最后学了木匠手艺。
有天黄眼镜、邓祥生和我都在听曾爱斌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断他问道：“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遭呢？”邓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去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都丢在柴火中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有的生产队秋天收割时干脆点火把禾都烧掉，还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扬。”曾爱斌点头说，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获却极差。干部们把十几亩田的禾扯起来放在一亩地里，然后当众收割、过秤，记录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然后把夸大几百倍的产量报上去，上面就把农业税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虚报的产量加提高的农业税，结果所有产品都交给政府还不够，农民自然没有一点粮食可吃。邓祥生说，湖南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祸，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过这么多人。邓祥生越讲越激动。曾爱斌提醒他低声点。邓祥生又压低声音说：“我们村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两年，大多数妇女连月经都停了。老人们都说，这是共产党朝代气数已尽了，妇女不来月经的事，没有人听说过。”我看着邓祥生那激动的样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为向人讲类似的话而招致的。我渐渐发觉，“反革命组织犯”和“反革命集团犯”都多少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地下反政府活动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获。曾爱斌的木工房在监房大门外，是犯人收工等着进监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里休息时，问正在做一张椅子的曾爱斌：“你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我们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国会大乱，后来果然如此。”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们都不愿详谈过去的失败。但我猜得出，曾爱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乱的时候，有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等共产党重新控制住社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网”（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受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两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