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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像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像“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我猜想，高建军一定像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多。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们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粟异邦
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判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我看着这个已失去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也浮现在我眼前。
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民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
“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