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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一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证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一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有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像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三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五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
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母亲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父亲、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猪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像谈生意一样。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我没有家了，也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共产党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两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做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父亲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一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像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父亲。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地址。我父亲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一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无意地说道，他们的大儿子马上要结婚，只是差一床湘绣被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我妹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父亲付款）。那是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一个。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与地方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父亲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父亲只是弄了两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三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两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父亲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父亲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