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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其父亲被周刘打成右派，而他被“红五类”红卫兵批斗歧视。
这个文章所给杨小凯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他如今的作为。在国内，全国性地展开了对这个文章的批判，而且流传到海外。
此文章，被周开大会点名批评是“极右”，随后，杨小凯被捕。杨现在已经放弃了文中的许多观点，他反对一切革命，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改变制度，将金融业彻底私有。他唯一没改变的是企图彻底改变中国，这与他如今的所谓反对革命形成了悖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得更自由，更快，并不是像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 年1 月25 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