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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像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像《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像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 年2 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 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 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 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 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 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像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 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 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 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 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 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 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今年3 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