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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像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像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像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只有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信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像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秕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