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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像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舵手”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张家政这时看去像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精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扑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像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与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