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家，为这件事还很不高兴。”
徐悲鸿年轻气盛，求学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一个年轻人直接指责教育总长，傅增湘当然不快。但傅增湘毕竟胸襟开阔，蔡元培与罗瘿公出面说情，也就释然了。事实说明，傅增湘毕竟是爱才的，他并没有卡徐悲鸿，还是秉公办事，把徐悲鸿列入第二批赴法留学的名单。徐悲鸿知道误会了傅增湘，深感羞愧。
傅延年虽是傅增湘的孙子辈，但他很早就听家人说过。傅延年说：“这件事其实我祖父并没放在心上，是力所能及的一种帮助，但是徐先生很重感情，他曾经和很多人说过，和廖静文先生也讲过，他说他永世不忘。”
二○○五年二月的一天，北京仍然是朔风不止，寒气逼人。我随傅延年来到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寻访一幅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油画。画的作者是徐悲鸿，而画中的人物则是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傅增湘夫人把这幅肖像画连同一大批图书，赠给北京图书馆。我能一饱眼福，是因为傅延年作为傅增湘直系亲属，向中国国家图书馆申请，写下担保字具。当保管员戴着白手套，从仓库把油画捧出来。傅延年激动不已：“这幅画过去就挂在爷爷的书房，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这幅画上的书案，是当年爷爷书房的书案，我印象最深了。我们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爷爷书房，给他拜年的嘛。”
徐悲鸿给傅增湘画的这幅肖像，画得很传神。具体作画是在哪一年，傅延年找出傅增湘的《藏园日记》，查到傅增湘当年的记载：
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徐悲鸿来，谈至五点乃去，此人新周历法、德、意、俄诸国，开画展颇声动一时，倾来欲为余写小像，故定新正初二三四日下午来。”“除夕。二点后，徐悲鸿来，为写炭笔小像，薄暮乃成，神采恒似目，作诗一首赠之。”
己亥年，“正月初二日。午后徐悲鸿来画像，薄暮乃去。”“初三日。下午悲鸿来对写，近暮乃罢。初三。夜宴徐君于园中，约梦麟、适之等同饮，二时乃散。”“初四日。悲鸿来画像，暮乃去。”“初五日。徐君来画像，一时许，脱稿。”（标点系本书作者加）
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三六年初，徐悲鸿专程北上看望退休家居的傅增湘，花了六天时间给他画了肖像。而徐悲鸿上门找过傅增湘求助留学之事，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徐悲鸿此时再度登门送画，绝不是什么交换，而是感恩之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欧洲的战争平息，中国选派留学生计划又启动了。徐悲鸿再次求见傅增湘。傅增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叫他热血沸腾：“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国了。”果然，傅增湘不计前嫌，给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生赴法留学名额。
一九一九年三月，回到上海与家人告别的徐悲鸿携蒋碧微，登上赴法国的轮船。一个立志改革中国绘画艺术的年轻人，一个昔日的农家子弟，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去向往已久的巴黎，亲眼看看伦勃朗、鲁本斯、米勒、德拉克洛瓦、提香、安格尔……这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西方大师们的原作，看看引领西方艺术潮流的源头。
五 名校与名师
海轮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航行五十多天，途中徐悲鸿携蒋碧微在伦敦上岸，初识了大英博物馆的丰富与辉煌。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徐悲鸿到达巴黎时，他刚离开不久的北京，已经有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震惊了世界。
以前人们以为，徐悲鸿在“五四”前夕离开北京，与“五四”运动没有关系。其实，徐悲鸿身在欧洲，不曾忘怀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九十三岁的徐悲鸿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他看过徐悲鸿写于法国的两篇诗文。“我一看就是他写的，文言跟白话掺杂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风。他如果在现场的话，也会振臂疾呼。”
冯法祀的记忆力果然超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徐悲鸿书画册》中，收录有二十四岁的徐悲鸿以行草体书写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奋起，可以凿开道捍狮虎，猛兽实无知，不似戈龙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间尽处是吾敌，众贼频起来不息，吾有双臂并两拳，当与道者尽格杀。黄帝吾祖乎，吾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国人奋起击贼，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泪，成词二首，敢奉仲子学长匡谬。悲鸿
这篇写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读来悲愤满腔。人们看到了一个虽在异国他乡，却同样感受“烈风猛雨”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鸿，在开始欧洲留学时，就有了一个激励自身发奋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离徐悲鸿当年赴法留学八十六年之后，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图上没变，不同的是，在徐悲鸿的时代，人们坐着蒸汽发动机的海轮穿行大海几个月，如今国际航班只要十多个小时，就能轻松完成。
拒绝改变是法国巴黎的主调。塞纳河对岸老建筑在车窗外移动，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尊重历史仍是巴黎人的传统。像其他古迹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园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体建筑浮雕精美绝伦。
当初徐悲鸿是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当时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师云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会保存他的学籍档案吗？
法国人果然信守承诺。行政主任薇诺妮卡和几位男士，已经等候在大门里的停车场了。薇诺妮卡向我们介绍，这所著名学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也有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它的艺术品收藏极其丰富，有些是当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遗留的。她给我们引见了学校档案馆研究员艾玛奴尔。
档案馆在学校主楼一侧。推开沉重的大门，档案馆内有三层楼那么高，穹顶装饰很讲究，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毫不逊色。这里有一百多年间学校所有的学籍档案。艾玛奴尔抱出一册很厚的大本子，翻译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存档，男生的档案。”原来这是当年新生签名簿。
艾玛奴尔打开夹有字条的一页，指着其中一栏鹅毛笔的字迹。徐悲鸿名字后面填着：出生地：宜兴（中国），导师：F·弗拉孟，被画室接纳时间：1920、11、15，参加入学考试时间：1921、4、4，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1921、5、13。
那一年，徐悲鸿二十六岁。徐悲鸿的素描和文史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而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在巴黎朱丽安画院学了一段时间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曾发函给高等美术学院，以国家的名义，证实学生的身份。这份文件等于是当时中国驻外机构给徐悲鸿的担保：院长先生：我很荣幸向您推荐中国学生徐悲鸿，现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号（音译），他刚向我表达了在您学校注册的愿望。另外，我证明他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非常感谢您为这个学生提供的方便。我请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摄制组翻译朱明宇告诉我，有一张照片中的留着胡髭、面色严峻的学者，就是徐悲鸿的导师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发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长先生：我很荣幸地请求您，将徐悲鸿先生注册在我画室的学生名单中，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则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录取通知书。这封信写的是：徐悲鸿先生，我荣幸地接受你为我的学生。
和徐悲鸿当年入学的时候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延续的，还是导师制。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色彩学、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悲鸿上过课的教室还在吗？
薇诺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连着的一幢楼房，而楼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以前是朝着街面开的，而今已经封死了。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登上侧楼的二楼。满墙刷满各色颜料，可能是学生涂鸦之作。通道尽头的一间宽大画室，就是徐悲鸿学画的教室。
阳光从天窗洒落。基本保存原样的画室，充满着油彩的气息与艺术的氛围。徐悲鸿是个勇于寻找机遇的人，他百折不挠地努力，终于站在这间画室里。而那时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的中国人。说徐悲鸿是凤毛麟角，几乎代表着一个中国，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其实并不夸张。在他之前，确实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这里来过。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艺术桥的桥面木板没有变，塞纳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今天卢浮宫仍是法国人最自豪的艺术圣殿。不同的是，中国游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的出现，也已司空见惯。
而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冯法祀曾听徐悲鸿亲口说他的求学临摩：“他有的时候，一个面包拿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他也就是因为这种冷热饥寒，不协调吧，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画上就写到：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
徐悲鸿有备而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画家。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他们自认为的真理。
绿树成荫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区一条街道旁。早就听说，西方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墓地常常紧挨生活区，死者与生者和睦相处。走进公墓，如同走进一个雕塑世界。伟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画家德拉克洛瓦等辉煌的名字，与各式各样雕塑相伴。飞翔天使与优雅少女，还有盛开的花木等，展示着生命气息。
在这个西方的“人生后花园”，我们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员墓。与其他巴洛克风格或罗马风格的墓园相比，这里显得很简洁，但简洁中表达着无言的庄重。只有一块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护卫着为社会正义而流血的先辈。
八十多年前，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如今斯人已去，现场依旧。阳光洒满草地，微风吹拂树枝，偶尔有游人走过，但闻声声鸟鸣，给人一种幽远的怀念。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生前说：“周恩来和徐悲鸿在巴黎就相识了。”也就在这块墓碑前，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同样年轻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是《周恩来传》的主笔，她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而都有美术爱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呢，延续到解放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