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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斯蒂格利茨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tz）是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国的改革成就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了10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l／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l／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1美元，这是俄国官方贫困线的l／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国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二、东亚奇迹与金融危机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10个亚洲人中就有6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1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改革问题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前苏联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前苏联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2－3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例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提高税收收入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