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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郭坤
以“律师小说家”闻名的美国当代畅销书作家约翰·梅里森姆，在这部出版于1996年的新作《失控的陪审团》中，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司法领域——陪审员制度。
美国的法庭审判与我国有很大不同。法官的作用不是审讯，而是主持听证。案件的是非曲直，被告是有罪抑或无罪，概由陪审团通过投票作出裁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官司输赢的并非法官，而是由12名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因而陪审团往往就成了原、被告双方千方百计设法加以影响、争取、甚至控制的对象。在案情重大、影响深远的诉讼中，尤为如此。
本书围绕一起烟民遗孀状告烟草公司要求巨额赔偿的大案，描述了烟草公司代理人费奇以金钱作手段，收买、威胁、操纵陪审团的非法行径，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系列闻所未闻的生活场景，使我们大开眼界，对当今美国社会及其司法陪审制度增添了大量的感性认识。
费奇使用的种种手法，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作家若是停留在这一层面的描写上，作品就无奇可言。格里森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为老奸巨猾的费奇设置了一个棋高一着的对立面，塑造了马莉和尼可拉斯·伊斯特尔这两个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怀着强烈的复仇愿望，运用自己的机智，挫败了费奇操纵陪审团的阴谋，把三分之二的陪审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原告、并使烟草公司承担巨额赔偿的裁决。他们与费奇之间展开的争夺陪审团控制权的斗争，弥漫着神秘色彩，情节曲折，充满悬念，精彩纷呈。斗争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令人叫绝。
约翰·格里森姆是一位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曾起诉一位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指控其影片暴力充斥，毒害青少年心灵。爱憎鲜明，同情弱小，憎恶强权，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丑恶，是贯串他全部作品的一根红线。在《失控的陪审团》中出现的上层人物，几乎全是贪婪狡诈、阴险虚伪，或者昏聩无能的庸碌之辈。受到作者肯定的，是以马莉和尼可拉斯为代表的小人物。
格里森姆原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的作品自然会受到他本人经历的影响。这不仅反映在作品的题材上，而且也反映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上。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年轻漂亮、秉性善良的青年男女，曾经怀着美好的理想攻读法律，或是刚从法学院毕业，涉世未深。《失控的陪审团》中的男女主人公，和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在马莉身上可以看到《鹈鹕案卷》女主人公达比·肖的影子。但这一对年轻人又和作家前几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达比·肖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触及重大秘密，被迫应战，多半处于被动的地位，那么马莉和尼可拉斯则是长期精心策划，主动进攻，在斗争中一直处于上风，和费奇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作品主人公性格上的这一变化，也许是作家观念变化的一种微妙反映，作家对善战胜恶有了更大的信心，在善与恶的斗争中态度更为积极。
语言流畅，生动形象，句式丰富多变，富有幽默感，是格里森姆作品的一大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非常“干净”，绝无许多美国作家特别喜爱的佐料——性描写。他的作品之所以畅销，靠的是它的道德力量，性格鲜明的人物，生动曲折的情节，流畅幽默的语言，以及他那独特的题材——美国沉默大众又敬又恨的司法律师界。
第一章
他是购物中心里一家计算机商店的售货员，如此而已。他或许打算进入某一所大学就读；他或许已经退学，却仍旧喜欢把自己当成一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大学生的身份可能会使他感到舒服一点，赋予他的生活一种目的感，而且说起来也好听
但他决不是大学生。不仅目前不是，而且在最近几年当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是。那么，他可以依赖吗？在这个房间里，这一问题已推敲过两次，每当在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上读到伊斯特尔的名字，他的面孔在屏幕上出现时，他们都要议论一番。这是一个无害的谎言，是他们得出的初步结论
他不吸烟。那家计算机商店有一条严禁吸烟的规定。但有人看见（但未用相机摄下）他和一位女同事在露天饮食店吃墨西哥玉米卷时，那位同事在喝下一瓶柠檬汽水的当儿连抽了两支烟，而他并未有任何反感的表示。这说明，伊斯特尔至少不是反对吸烟的狂热分子，
照片上的伊斯特尔，面容清瘦，皮肤晒成了棕褐色，正闭紧双唇微笑。他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的商店工作外套，里面的白衬衫领口的纽扣未扣，但系着的条子领带却十分雅致。他显得整洁而又精神。偷拍了这张照片的那位仁兄，假装要购买一件已被淘汰了的小玩意，曾亲自和他讲过话；据他报告说：伊斯特尔伶牙俐齿，乐于助人，见多识广，是位挺讨喜的年轻人。他胸前挂着的名卡上标出的职务是共同经理，可是在这家计算机商店里，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挂着这一头衔。
在偷拍了这张照片的第二天，一个身穿牛仔服的年青漂亮女人，走进了这家商店。她在软件附近转悠的当儿，居然点燃了一支香烟。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碰巧是离她最近的一位售货员或者共同经理或者随便什么角色。他彬彬有礼地走到这个女人面前，请她不要在此吸烟。她装出一副不高兴、甚至受了侮辱的模样，竭力找他的碴儿，向他挑衅。他却依然不动声色，有理有节地向她解释店里有条严禁吸烟的规定。她在别的任何地方抽烟都行。
“抽烟是不是让你讨厌了？”她抽了一口，问道。
“那倒不一定。”他答道，“可是会让本店老板讨厌的。”他接着又再次请她把烟熄掉。她确实想买一台新出的数字显示式收音机，她解释道，所以能不能请他拿一只烟缸来。尼可拉斯从柜台底下拿出了一个软饮料罐，二话没说，从她手上夺过香烟就把它按灭。他们就各种各样的收音机聊了20分钟。
她挑了又挑，拣了又拣，一边肆无忌惮地挑逗他，而他也作出了热情的反应。付过收音机的款子以后，她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他答应给她打电话
这段插曲前后持续了24分钟，整个的对话全被藏在她坤包里的微型录音机一字不漏地录下。就在伊斯特尔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接受大律师和专家们审视的当儿，这段录音带已放过两遍。她写的书面报告也已经归了档。这份长达6页的用打字机打出的报告，记录了她对一切的一切所作的观察结果，从他脚上的鞋子（旧耐克鞋）、呼出的气味（桂皮口香糖）、所用的词汇（大学水平）一直到他按熄香烟的方式。照她看来，他从未吸过烟；而在这一方面她可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他们凝神倾听着他那愉快的声调，他推销商品时的花言巧语，和他那富有魅力的闲侃。他们喜欢他，他很聪明，而且又不讨厌烟草。他并不是他们心目中陪审员的样板，可他确实值得他们关注。
作为待定的第56号陪审员，伊斯特尔的问题是，他们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他来到墨西哥湾区显然还不到一年，而他来自何处，他们却一无所知。他的过去完完全全是个谜。他在离比洛克西法院大楼8个街区的一幢公寓里——他们已拍了那幢公寓的照片——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房间；他起初在海边一家赌场里当跑堂，不久就爬到了21点发牌人的位置上，可是两个月后却又辞了职。赌博业在密西西比州合法化之后，湾区在一夜之间便冒出了许多家赌场，涌出了一股新的繁荣的浪潮。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寻找职业，因而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来到比洛克西，是和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为了谋生，这样假定完全合情合理。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干吗那么迫不及待地办理了选民登记手续？
他开的是一辆1969年型大众牌小汽车，这辆车的照片现在取代了他的面孔，正出现在屏幕上。真妙！一个27岁的光棍，一个自称的半工半读大学生，开这样一部老爷车。和他的身份真是再相称不过啦。保险杠上什么也没有贴。上面没有一点儿迹象可以说明他的政治倾向、社会意识或者喜欢哪一个球队。没有在大学停车场上准许停车的标记。甚至连一张褪了色的汽车经纪人的贴花也没有。对他们来说，这辆车毫无意义，只不过证明它的主人是个穷小子而已。
那个一边操纵投影仪一边进行解说的男子，名叫卡尔·努斯曼。他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律师，但目前已不再从事律师业务，而是开了一家与陪审团有关的咨询公司。只要你愿意花上一大笔钱，他和他的公司就可以为你挑出一个包你满意的陪审团。他们收集资料，偷拍照片，录下谈话，并且派遣穿着紧身牛仔服的金发美人到需要她们去的地方。卡尔和他的助手们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走钢丝，却又不会被人逮住。拍几张陪审员候选人的照片，毕竟不是什么违法或者违犯职业道德的事。
早在6个月以前，他们就已在哈里森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通过电话了解公众对香烟纠纷的反应。两个月以前。他们又做过一次电话调查。而且一个月以前又再做了一次，以便根据调查结果，构画出一个十全十美的陪审员的模塑。所有陪审员候选人都已一个不漏地拍了照，有关他们的丑闻都已收集归档。卡尔他们为每一个候选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
“那么，56号候选人我们就只有这3张照片啦？”卡尔转过身来，眼睛瞪着那个偷拍照片的人不快地说。
偷拍照片的那位，是他手下不计其数的私人侦探之一。他刚才向卡尔解释说他要是再多拍几张56号的照片，他本人就非被人家逮住不可。他坐在靠着后墙的一张椅子上，面对着围坐在长桌边的众多律师、律师帮办和陪审团专家。他显得百无聊赖，时刻准备拔脚走开。这一天是周末，已经是晚上7点了，可是出现在屏幕上的还只是56号，在他后面还有140个候选人呢，这个周末准是要泡汤——他真想喝一杯。
六七个穿着皱皱巴巴的衬衫，袖子卷得高高的律师，在没完没了地作着笔记，偶尔抬起头来望望卡尔身后屏幕上的尼可拉斯·伊斯特尔。
五花八门的陪审团专家——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学家，笔迹分析专家，法律教授。等等——哗啦哗啦地翻动着文件和微机打出的足有一英寸厚的材料。他们全都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对伊斯特尔怎么办才好。他是一个撤谎者，隐睛了过去的经历；可是看看文件记录，看看屏幕上他那副模样，当个陪审员，他却又颇为合适。他或许并未撤谎。他或许真是个大学生，去年在亚利桑那东部某一个不入流的社区大学就读。他们或许只是没有调查到而已。
让这个小伙子试试嘛，偷拍照片的那位仁兄在心里想道。不过，他并没有把想法说出口。这个房间里坐满了受过良好教育拿着高额薪水的大人先生，他的意见有谁会听？他的职责可不是发表意见。
卡尔清了清嗓子，又朝拍照片的人瞪了一眼说，“57号”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满头大汗的年轻母亲的面孔，室内至少有两个人禁不住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特蕾西·威尔克斯。”卡尔说，那声调好像是在介绍一位老朋友，“33岁。已婚。两个孩子。医生太太。两家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两家健身俱乐部的会员。此外还是多家社交俱乐部的会员。”卡尔一边转动着投影仪的旋钮，一边滚瓜烂熟地背出了这些资料。特蕾西的那张红脸消失后，随之出现了她在人行道上像跳舞一样慢跑的镜头。她身穿一套粉红和黑色相间的晴纶运动衣，脚登一双一尘不染的短角羚牌运动鞋，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最新式的反光运动太阳镜。长长的秀发扎成了马尾巴，漂漂亮亮地垂在脑后。她推着一辆慢跑童车，里面坐着一个小男孩。
特蕾西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流汗，皮肤倒是晒得黝黑，体魄倒是十分健康，可是体形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苗条；因为她有一些坏习惯。
第三张照片是坐在黑色奔驰轿车中的特蕾西，她的两个孩子和爱犬正贴着车窗朝外面张望。
在另一张照片上，特蕾西正往车上放一袋袋食品。在这两张照片上，她穿着不同的运动鞋和紧身短裤，一眼就可看出她时时刻刻都想打扮得像个运动员。对她进行跟踪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她总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从来不会停下脚步左顾右盼。
卡尔接着又打出了威尔克斯住宅的几张照片，那是一幢位于郊区的三层楼巨宅，上面到处印着“医生”的字样。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