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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民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的。而他们还在想方设法引诱下一代人上钩。他们更知道今天开抬抽烟的那3000个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最终将死于烟瘾。”
罗比利奥的证词打动了陪审团，罗尔翻着手上的拍纸薄，他不想让这精彩的一幕匆匆结束。他来回走了儿步，抓抓下巴，看看天花板，然后问道：“你是何时在烟草焦点委员会供职的？你当初是如何反驳尼古丁令人上瘾这一说法的？”
“烟草公司有一套理论，而我在制定这套理论的过程中则是一名有功之臣。它的大意是：吸烟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一种习惯，因而吸不吸烟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卷烟并不能使人成瘾，退一万步说，即使它真的使人成瘾，那么，谁也没有强迫你吸烟。这完全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在那些年代，我可以把这套理论说得娓娓动听：而今天，他们仍旧说得娓娓动听。麻烦在于，它站不住脚。”
“为什么站不住脚呢？”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上瘾。上了瘾的人是无法作出选择的。而孩子们比成年人上瘾更是快得多。”
当律师的天生喜欢抓住时机，对证人穷追不舍，但罗尔现在却决定适可而止。罗比利奥的证词已取得明显效果；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一直力求讲得清楚，让人听懂，因而已经很累。于是他便把他交给凯布尔诘问，而哈金法官正想喝杯咖啡，便乘机下令暂时休庭。
这天上午，霍皮·杜勃雷第一次来法院旁听，他在罗比利奥作证的中途，悄悄溜进法庭。在一个较为平静的间隙，米莉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他能前来使她极为高兴。但霍皮对这件案子突然如此关心又使她心中生疑。昨儿晚上相会的4小时，除了这桩案子，别的事他可是只字未谈啊！
休息了20分钟喝过咖啡后，凯布尔走上发言席，向罗比利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的声调尖厉刺耳，已经与凶狠相差无几。仿佛在他眼里这个证人是事业的叛徒，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他一开头就揭露罗比利奥，说他来此作证是为了收取重金，而且是他主动找的原告律师团。不仅如此，在其他两起烟草官司中，他也曾受雇干原告律师，出庭作过证。
“是的，我在这儿确实是领取报酬的，凯布尔先生，和你一样，”罗比利奥答道。这个回答不卑不亢，有守有攻，完全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但金钱的铜臭毕竟给他的品格留下了一个小小污点。
在凯布尔一连串的追问下，罗比利奥被迫承认他开始抽烟时已快满25岁，不仅有了老婆，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很难说是一个容易受到那些狡猾的广告人诱惑的青少年。5个月前对他进行历时两天的马拉松式的取证时，双方律师都曾发现，罗比利奥性子急躁，此刻凯布尔决定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他提问尖锐而又迅速，故意向罗比利奥挑衅。
“你有几个孩子？”他问。
“3个。”
“他们之中有谁抽烟吗？”
“有。”
“有几位？”
“3个。”
“他们开始抽烟时是几岁？”
“各不相同。”
“一般是几岁？”
“十七八岁。”
“你认为是哪一个广告勾引了他们，让他们开始吸烟了。”
“我记不清楚了。”
“你难道不能告诉涪审团，哪一个广告应对勾引你的孩子们吸上香烟负责吗？”
“那时候广告很多，现在还是很多要明确指出1个两个甚至5个广告，都是决无可能的。”
“那么是广告勾引的喽？”
“我可以肯定地说广告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依然如此。”
“那么他们吸烟是别人的错喽？”
“我可没有鼓励他们吸烟。”
“你肯定？你过去干的工作，就是鼓励全世界的人吸烟，而且这个工作你一干就是即年。可现在你却告诉陪审团，你亲生的3个孩子开始吸烟是因为受了狡猾的广告的勾引？”
“广告肯定起了作用。广告的目的不就是叫人吸烟嘛。”
“你在家是不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吸烟？＂
“是。”
“你妻子吸烟也当着他们？”
“是。”
“你有没有跟一个客人说过，他不能在你屋子里吸烟？“
“没有。那时候没有。”
“那么你的家庭环境是对吸烟者友好的环境。这样说不过分吧？”
“不。那时候是这样。”
“而你的孩子们开始吸烟却是因为受了阴险毒辣的广告勾引？你对陪审团是这样说的吗？”
罗比利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默默地从1数到5，然后答道：“凯布尔先生，我但愿我以前做过的许许多多事，现在能用不同的方式重做一遍。我但愿我从来没有碰着我吸的那第一支烟。”
“你的孩子戒烟了吗？”
“两个戒了。戒得很困难。另一个人已经试着戒了10年，尚未戒成。”
凯布尔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临时的冲动。话一出口就感到后悔。现在他赶紧转换了话题：“罗比利奥先生，你有没有意识到，烟草业界已经作出努力，来打制青少年吸烟的趋势？”
罗比利奥吃吃一笑。经过他那话筒放大，这笑声听起来就像漱口时的咕噜声：“没有做什么认真严肃的努力，”他说，“去年向反青少年吸烟协会捐赠了4000万美元，算不上认真严肃的努力？”
“这样的事他们倒是可能会干的。可以表示他们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嘛，是不？”
“烟草业支持立法，对青少年集中地区的自动售货机进行限制。这件事已记录在案，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这听起来挺可爱，是不是？”
“烟草业去年向加州捐赠了1000万美元，以支持其向青少年发出警告、反对未成年人吸烟的全州幼儿园项目。这件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关于成年人吸烟。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告诉那些小家伙，在他们过了18岁生日以后就可以开始吸烟呢？他们很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凯布尔事先把要提的问题列成了一张表。他似乎满足于抛出一个个的问题，而对罗比利奥的回答则听而不闻：“你是否知道，烟草业界支持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案，在全州的快餐店、亦即青少年经常光顾的场所禁止吸烟？”
“知道。可是你知道为何干这样的事吗？我把原因告诉你。他们这样干就可以雇用你这样的人来告诉像我面对的诸位这样的陪审员这就是他们为何这样干的唯一理由：在法庭上听起来悦耳o”
“你是否知道烟草业界支持立法，对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方便店进行刑事惩罚？这一支待已经列入记录了。”
“我想这件事我也听说过。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他们在这里丢几个钢蹦儿，在那里摔几张钞票，是为了替自己涂脂抹粉，买一个好名声。他们支持这一立法，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而这个事实真相是他们每年花20亿作广告，足以保证下一代人吸烟成瘾。你要是不信，你准是一个十足的笨蛋！”
哈金法官把头向前一伸：“罗比利奥先生，这句话与本案无关。以后别再这样说话。我希望把这句话从记录上抹掉。”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而且我也向你道歉，凯布尔先生。你是在履行你的职责而已。我无法容忍的是你的委托人。”
最后这句话有点突兀，凯布尔一时间晕头转向，冒出了一句：“为什么？”可是话一出口，立刻又巴不得这句话根本没有说。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阴险。他们天资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却冷酷无情。他们可以望着你的眼睛，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地对你说香烟是不会令人上瘾的。而他们心里完全清楚，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没有别的问题了。”凯布尔说。这时，他已走到了返回被告席的中途。
加德诺是个1。8万人的小镇，距卢伯克约1小时车程。帕米拉·布兰查德住在旧城区离大街两个街区的一座房子里。屋子虽然建于本世纪初，但改建得焕然一新。几棵高大的枫树，枝叶繁茂，火红的和金黄的枫叶，遮盖着屋前的草坪。孩子们骑着自行车、踏着滑板在街道上嬉戏游玩
周一上午10点，费奇已经获悉了以下的信息：帕米拉的丈失是一位当地银行的董事长，此人是第二次结婚，前妻已在10年前离开人间。他不是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或者杰夫或者鬼知道究竟是何许人的生父。在80年代初期的那场石油危机中。这家银行几乎垮台，即使目前许多本地人还依然不敢和它往来。帕米拉的丈夫是本地人，但她自己并不是。她可能来自卢伯克，也可能来自阿马里罗。他们是8年前在墨西哥结的婚，当地的周报仅提了一句：
福勒斯特·布兰查德与帕米拉·考尔结婚；在柯楚梅尔度过短短的蜜月后，他们将在加德诺定居。
报上没有登他们的结婚照，加德诺最佳的消息来源是位名叫雷夫的私人侦探。此人当过20年警察，自吹镇上的老老少少全认识。他在接受了一笔可观的现钞后，星期天晚上忙了一个通宵。他彻夜未眠，同时却灌下了大量的波旁威士忌酒，到了清晨，身上到处都散发出一股酸麦芽浆的气味。丹特和乔·波依陪着他一起在他那间又脏又乱的办公室里忙乎，三番五次地婉言谢绝了他的威士忌。
雷夫向镇上的每个警察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警察，此人常和住在布兰查德家街对面的女士来往。有门儿啦！
帕米拉离过一次婚，前夫和她生了两个儿子。她不常谈到他们，只知道一个目前在阿拉斯加，另一个是位律师，也许正在念法学院准备将来当律师。大体如此。
这两个儿子都不是在加德诺出生长大的，调查不久就钻进了死胡同。谁也不认识他们俩。事实上，在雷夫找过的当地人中，没有一个曾亲眼见过他们。后来雷夫又给自己的律师打了电话。此人是个手段卑劣的办理离婚案的专家，经常雇用雷夫干些原始的监视勾当。他认识布兰查德先生银行里的一位秘书，这位秘书又向布兰查德的私人秘书了解，这才发现帕米拉既不是来自卢伯克，也不是阿马里罗，而是来自奥斯汀。她曾在那儿的银行家协会工作过，所以才遇着了布兰查德。私人秘书对她以前的婚姻情况有所耳闻。据说她许多年前就离了婚。不过，这位秘书并没有见过她的儿子，布兰查德先生也从未提到过他们。这对银行家夫妇过的是一种安安静静的生活，几乎从不款待客人。
费奇每一个小时都会接到丹特和乔·波依发回的报告。他在这天中午前给奥斯汀的一个熟人挂了电话，6年前在得克萨斯州马歇尔市审理一个烟草案时，他曾和此人共过事。事情很紧急，费奇向对方解释道。过了不到几分钟，一大批调查人员已经查完了电话薄，一个个开始忙着打电话。这批猎犬很快就找到了蛛丝马迹：帕米拉·考尔曾任奥斯汀得克萨斯银行家协会的执行秘书。通过一连串的电话，他们找到了现在担任私立学校咨询顾问的她以前的一位同事。与之通话的侦探，谎称自己是卢伯克地区的助理法官，正在为一起一级谋杀案搜集未来陪审团的有关材料，而帕米拉则是陪审员候选人。这位女同事虽然和帕米拉已多年未通消息，但仍觉得有义务回答一些问题。
帕米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杰夫，另一个叫阿历克斯。阿历克斯比杰夫大两岁，在奥斯汀念完高中后去了俄勒冈州；杰夫也是在奥斯汀念的高中，而且成绩优秀，接着又进了大名鼎鼎的莱斯大学。兄弟俩刚刚开始学步不久，就遭到父亲遗弃，帕米拉是个出色的单身母亲，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
刚刚下了私人喷气专机的丹特，陪着一位侦探去了那家高中，获准在图书馆里查阅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学校年鉴。杰夫·考尔1985年拍的彩色毕业照，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小礼服，打着宽宽的蓝色蝴蝶领结，留着一头短发，一张诚挚的面孔正对着镜头。这张面孔与丹特在比洛克西研究了许多个小时的那一张一模一样。他毫不迟疑地叫道：“我们找的就是他！”他不声不响地将这一页撕下，立即在这纸堆间用手机给费奇拨了电话。
给莱斯大学打了三个电话，了解到杰夫·考尔是在1989年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从该校毕业。打电话的侦探冒充一位潜在的雇主，找到了一位教过杰夫并且目前对他依然记忆犹新的政治学教授。教授说，这位年轻人进了堪萨斯的法学院。
费奇用电话找到了一家保安公司，在他作出用现钞重金酬榭的许诺后，公司保证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立即在堪萨斯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