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鬲、豆、杯、鼎等。黑陶的装饰极简朴，除早期采用泥条盘筑法而留有编织纹、篮纹、绳纹及某些以镂空的手法雕镂出的花纹外，一般不重装饰，而是以器体造型的丰富多变和设计新颖巧妙取胜。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也具有一种韵律美。
在城子崖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举世闻名的蛋壳黑陶杯。这件比较完整的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处仅0。2毫米，整个黑陶杯重量不足50克。考古专家们形容它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就是这件蛋壳黑陶杯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炊具中，独具特色的要属鬲了。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空心三足，其中足底的中间是空的，这样能够在煮水和食物时缩短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十分优美，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稳重中含有一种灵活轻快的韵味。
的造型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也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件比彩陶要丰富多样。
在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铜冶制品，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曾出土了两件黄铜锥形器，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1件铜条和一些铜渣，临沂大范庄遗址甚至还出土了铜制工具，这说明龙山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处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龙山文化类型遗址还保留有很多古城址，近年来一些古城址和古城墙频频被发现。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呈抹角方形，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两座城的格局已经十分成熟。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道门，门宽约10米。大城址距今约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约3900年左右。
在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经考古专家们研究推断，复原后的这段城墙高约10米，城墙宽13…15米，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90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17。55万平方米。这段古城墙是原始人用堆筑的方法筑起的。首先是清挖地基，然后聚土，再用木块、石块夯筑而成的。城子崖遗址所保存的这段城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
城子崖之谜
作为黄河流域新时期时代文明的代表，龙山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那发达的建筑文明，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同时留给我们的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蛋壳黑陶杯说明龙山人制作陶器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面对着如此精致的文物，考古学家们心里的疑问也随之产生。
蛋壳黑陶杯是从龙山文化层里出土的，已经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身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的惊世之作呢？是用手工捏制出来的，还是轮转拉制而成？
考古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门模拟了当时所处的环境，仿制了当时的一切工具，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没能烧出蛋壳黑陶。还有专家提出，别说模拟当时的环境进行烧制，就是利用现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也无法克隆出这样的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留给考古学家的难题还不只这一个，更让考古界争论不休的是关于城子崖城墙夹缝中商代消失的问题。
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这段土墙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就在这三个层次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历史的断裂。
这段古城墙最下面的土墙颜色为深灰色，就是距今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墙。再往上，土墙的颜色变淡了，成了黄褐色，就是后来的岳石文化时期的古城墙，在这一段古城墙明显变得窄了，说明筑墙的方法也改变了，由简单的堆筑变成版筑。城墙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作用便是防御了。接下来是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这段墙向我们展示了夏代之前、夏代以及东周时期的历史。但处在夏、周之间的商代却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文物出现。商代在这里，仿佛奇迹般地消失了。
难道，在商代，地处城子崖的古城成了空城？至今考古学家也没有找到答案。
龙山文化遗址现状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其中又属山东地区的黑陶文化最为典型。
1961年，龙山遗址的首掘地城子崖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筹划建立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章丘市龙山镇政府西1公里处，于1994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设计独特，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扬洪勋为城子崖量身订做，仿照原始社会土城之建筑风格建造，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筑博物馆。
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展出了龙山镇及附近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西河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东平陵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是济南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994年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仍保持着中国考古界的几项“吉尼斯”纪录：第一次把地层学的理论引进到田野考古发掘中来；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多达上千处，已发掘60多处，对于强大的龙山文化来说，还有更多的遗址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二里头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9公里二里头村西南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59年，同年秋首掘。此后对该遗址的发掘陆续进行，多达数十次，目前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距今3700年至4100年
考古地位：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夏都邑废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为夏代中晚期文化，一直延续到商早期。
河南偃师境内有一个著名的洛阳盆地，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盆地内的古伊洛河北岸，几十年来，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中期，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甲骨文和安阳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对商以前的夏朝，考古发掘却迟迟没有提供其存在的证据。有外国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朝？
翻开我国古代史籍，上面有夏王朝的明确记载，更有至今脍炙人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但夏朝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个传说？中国学者不甘心夏朝的历史就这样被否定，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就此展开。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有学者运用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但却无法有效辨认出夏王朝的物质遗存特征。于是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考古学方法探讨古史，即在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夏文化。
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相继建立，有关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发现先秦文献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不到七十条。经过对这些材料的缜密的考证，他发现夏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史料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与夏代重大史实有关的主要地点，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两处，应该缩小范围，集中精力在这两个圈里搜索。
但以当时考古界的人力来看，仍旧很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再次打开文献，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在他眼前跳动着，当他看到“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夏的都城就在古伊洛河畔的洛阳地区。就这样，查找范围缩小了，真正的寻找夏代古都的历程开始了。
1959年的4月14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动身，经郑州达登封。根据历史记载，他们来到登封、禹县一带进行夏文化的调查。就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
数月间，徐旭生几乎踏遍了伊洛平原，却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发现。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一位农民见他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他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徐旭生乐呵呵地说掉了一座城。没想这位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真是意外之喜。
二里头遗址四周环山，中间为一个狭长的盆地，遗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地势平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兴奋之余，徐旭生马上展开发掘调查，结果竟然发现这片遗址上密布着宫墙、居住址、道路、铸铜遗址、陶窑墓葬等重要遗迹，甚至还有属于贵族才能使用的铜器、玉器、卜骨。这些遗存都在启示着他，二里头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1959年开始调查夏墟时，徐旭生已近70岁。他外出做调查时，随身总是背着一小卷行李，每到一地都借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的空房作为临时的住处。白天在外面做调查，经常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到附近小饭铺里买红薯馍充饥。一次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来，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大家都劝他到老乡家避避雨，可徐旭生却坚持顶着雨把调查做完。等他们走了四五公里泥泞的土路回到住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
在徐旭生调查的基础上，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二里头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立刻决定对二里头开展正式发掘。发掘工作是在这年11月进行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学家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
惊人的发现很快就来了，12月的一天，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基址，这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12月的河南已经十分寒冷，时常会有下雪的天气，考古队员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发掘，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这一发现，像一支兴奋剂，让大家不知疲惫地埋头苦干着。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从1960至1964年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共进行了8次发掘，仅出土的陶器就包括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类型特点。当时，一部分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