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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即神徽图案。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应该与良渚人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划着“神徽”和兽面纹。
对于“神徽”图案，研究者在识读时将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带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则是兽形，具体讲多认其为虎形。这一图案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性，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虎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也就是所谓“御虎跻”的写照。虎是巫师通天的坐骑，图案两边的鸟纹常常被认为是助巫师升天的伙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图案的象征意义说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萨满崇拜”的巫术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从不同墓葬出土数量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的良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单件锥形器等，几乎没有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差别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变革，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良渚人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从这些出土的农用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
良渚文化之谜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对于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后神秘失踪；还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的特大洪灾使良渚人举族皆灭；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迁移学说。
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发生了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间便被摧灭了，良渚人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外部条件，于是举族向山东迁移。
黄帝、炎帝的扩张打破了良渚人的宁静，被后代称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与进入山东的炎帝发生了战争，并将炎帝打得一败涂地。黄帝也随后与良渚人发生了战争，良渚人起初连连告捷，但最终，黄帝联络了商人将蚩尤彻底打败。
这个在古籍中出现的“传说”近年来屡屡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良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似乎也可以从这种推测中得到解释。
在良渚发掘出来的玉器上，有一个神秘图案反复出现，形态像一尊英武的战神。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神秘的“战神”图案又隐含着什么深意？
考古学家开始实地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战神”图案之谜渐渐破解。玉器上威风凛凛的“战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蚩尤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传说中，他可能是“良渚”这个地方的战斗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石钺非常发达，手执石钺的人往往是军事领袖，这说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权威，喜欢战斗。传说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分布范围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们信奉鸟、兽，因而有了鸟、兽图腾。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联盟。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十分令考古学家不解。良渚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但一般认为良渚时期冶炼技术尚未出现，因而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但令专家们无法解释的是，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制作方法多次试验，但仍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于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说，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后来随着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而失传，但这种假说找不到任何实物依据。良渚玉器到底是如何制成？只有等待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来考证。
良渚文化遗址现状
良渚文化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项目，浙江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1994年，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博物馆占地12。8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气息与现代建筑的恢宏气势。主楼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馆内设一个序厅三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余件（组），是唯一的一座良渚文化专题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现已被列为余杭市、杭州市和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十多个中小学校列为德育教育基地。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并于1999年2月23日竣工。
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良渚遗址的保护仍是个难题。良渚、瓶窑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带，要使遗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
良渚遗址区北侧的天目山余脉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石材，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石矿开采业在当地兴盛。为了保护良渚遗址，2000年10月，瑶山遗址附近的6家石矿首先完成关停，至2002年10月底，遗址区附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矿安溪石料一厂完成关停。
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学术界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认识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凸显良渚遗址的地位和价值，浙江省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上日程。目前，遗址公园已进入规划阶段，拟建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有机连接莫角山、反山、汇观山、瑶山、塘山等著名良渚文化遗址，通过遗址现场的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形式，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大众化的良渚文化认知体系。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三星堆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三星堆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广汉城西鸭子河畔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9年，首次发掘于1934年，此后对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持续数十年。
距今历史：2800…4800年
考古地位：三星堆文化遗址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出土的大量器物为研究古蜀历史及古代祭祀提供了大量资料，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该遗址发源及后继文化不明朗，文化延续时间近2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考古及发现过程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当地人俗称其为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湔江边上，就成了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弧形台地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农民燕青宝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结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燕道诚。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在坑底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就这样，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拉开了隐藏在历史舞台深处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开口索要，他也会很大方地馈赠几件。
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燕道诚将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燕家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华西大学，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后，一个强烈的预感产生了：月亮湾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产。
1934年的春天，葛维汉组建起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地点位于燕道诚家院子旁，在长12米的探沟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找到三星堆，却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数次来到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认为三星堆一带存在着古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搭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遗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拨专款专项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陈德安、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这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