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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炮-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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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告诉我唱什么戏,我怎么能躲开?车上的人说:好吧,告诉你,今晚上唱“肉孩成仙记”,你可以闪开了吧?男孩说:当然,你们告诉了我,我自然要闪开的。这个孩子,真是古怪,车上的人说着,一根粗大的圆木,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那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躲闪着,那根圆木就像活物似的追赶着他,一直到了小庙门口才停了下来。木材上散发着一股子清新芳香的树脂味儿,向我报告着来自原始森林的信息。嗅着清新芳香的松木气味,我就想起十几年前肉联厂里那个超生台,心酸的往事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可怜的父亲把超生台当成了他的吸烟台,沉思台,孤独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上边,工厂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不问了。    
    在老兰老婆死前一个月的晚上,大和尚,我父亲和我母亲在超生台上下,展开了一次对话。    
    母亲说:“你下来。”    
    父亲扔下来一个燃烧未尽的烟头,说:“不可能。”    
    母亲说:“你有种就在上边呆到死,永远不要下来。”    
    父亲说:“我会的。”    
    母亲说:“如果你下来,你就是一个王八蛋。”    
    父亲说:“我不会的。”    
    尽管老兰严格封锁了消息,但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的事,还是在厂子里悄悄地传开。那些天母亲丧魂落魄,一会儿气势汹汹地摔盘子砸碗,一会儿对着镜子眼泪汪汪。我和妹妹,对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过,甚至实在是惭愧,大和尚我们还感到有几分好玩、几分骄傲。我的爹,终于又开始表现出他独具的风采。    
    父亲呆在高台上发誓不再下来,但并没有发誓不再吃饭。因此他的一日三餐,就由我和妹妹送上去。我们第一次上高台送饭,还有些异常的感觉,但很快就习以为常。父亲在高台上很舒适地坐着,面色沉静,不冷不热地跟我们打着招呼。我们很想陪着他在台上吃饭,但他总是用很客气但也很固执的态度把我们赶下来。为了让他趁热进食,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爬下高台。我们每次上去送饭,就把上次使用的餐具带下来。那些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洗刷。我猜想父亲是用他的舌头把这些餐具舔干净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父亲伸出舌头舔那些餐具的情景。他在上边,有的是时间,舔舐餐具,也算是个工作。


第八章第114节 两个胶皮桶

    为了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我和妹妹送上去了两个胶皮桶。这样,我们除了承担往上搬运食物的任务,还要承担往下搬运父亲的排泄物的任务。我和妹妹提着便桶往台下艰难地爬行时,父亲的头一直往下探着,脸上的神情十分不堪。父亲建议我去弄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上一个铁钩子,这样他就可以把便桶从台上顺下来,把饭篮从台下提上去,省却我和妹妹爬上爬下的艰苦劳动。当我把父亲的想法对老兰提起时,老兰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对我说:    
    “这事情基本上属于你们的家事,跟你母亲商量去吧。”    
    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    
    “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    
    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弄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弄,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交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    
    “孩子们,爹这辈子,真是窝囊。”    
    我说:“爹,你不窝囊。你已经坚持了七天,不简单了。许多人说你是个圣徒,要在这高台上修炼成仙呢。”    
    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毛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眼眶。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    
    “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第八章第115节 老兰家的正厅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    
    “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    
    “我哪里有钱垫?”“四大”可怜巴巴地说,“工程款前脚结算下来,我后脚就发给工人。我自己,是个过手的财神,一分钱也剩不下。先给批点吧,要不就误工了。”    
    “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够意思。”母亲说着,走向东厢房。“四大”紧紧地跟随在后边。


第八章第116节 通货膨胀

    父亲冷着脸,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一本用宣纸装订起来的大账簿,账簿旁边摆着一个黄铜的墨盒,墨盒盖子上架着一支毛笔。不断地有人进来,奉上数额不等的奠金和一刀或者是两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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