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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喊了一声，也许是那个随时都会破碎的马通神喊叫了一声。我当然是希望我喊叫而不是马通神喊叫，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漂亮女子，如果被马通神喊叫而不幸回答，那这个女子就难以逃脱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命运。女子答应了一声，然后便转动着脑袋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的却是叮嘱我的话：你最好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第八章第119节 浸过的毛巾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第八章第120节 打了一个盹儿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里时，发现那些纸活已经被叠放在一起，腾出来不少空间。腾出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