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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
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
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著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