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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旦查实何士晋的判断是正确的，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可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的话显得自己心虚，只好不久后找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
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后人的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贵妃和福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你想呀，皇帝喜欢的贵妃和弟弟雇凶害太子，皇帝又偏袒贵妃，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内阁大臣未必想讨好郑贵妃，作为辅佐皇帝的相，他们也是从政治稳定的层面考虑问题。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请求圣裁，可皇帝此时也犯难了，天下人早已对他不喜欢太子议论纷纷，而当年妖人诅咒太子的事牵扯贵妃和太监刘成，被皇帝包庇下来了，此番如此重大案件，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贵妃此时知道了利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郑重。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了吗？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不要隐瞒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太子当然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他们父子十分亲爱，如果外臣议论纷纷，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太子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而两个太监，没有交给刑部审讯，因为害怕供出后面的指使人，便将他俩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大案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了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局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那样做是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而太子的表态不但赢得了孝顺、大度的名声，而且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显不出多少分量。
一个泣血上访的忠臣孝子
明神宗万历朝，有一个著名的孝子，他的孝顺行为，和汉文帝时那个进京要求代替父亲接受肉刑的孝女缇萦有一比。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有一个叫钱敬忠的举子，会试中式，却故意不参加殿试。这当然很蹊跷，因为会试中了的人，只有参加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而会试者只要不犯触怒圣颜的大错，一定会中进士的，只是排名和会试有差别。他为什么放弃到手的功名呢？
原来他想以此举引起皇帝和朝廷注意，为尚在狱中的父亲申冤。
他的父亲叫钱若赓，曾经在礼部任职，是个司局长级别的官员。因为万历帝选妃的事情上书直谏，话说得不好听，得罪了皇帝，万历帝想找个理由杀掉他泄愤。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要臣子的脑袋，如果因为臣子直谏而被杀，皇帝担心后人的评价，所以一定得瞅准时机。
不久，钱若赓被派到江西，做临江知府。这地方是鱼米之乡，比呆在京城做一个礼部郎官实惠多了，我猜大约这也是皇帝的安排，当一方郡守，权力大，诱惑多，不愁你不犯错误。
如果钱若赓贪污腐败，那就最好了，收拾他名正言顺。可这老钱还真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抓不到这方面的毛病。但他对强盗很严酷，用严刑捕盗，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搞治安，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大多会赞同他是个好官。而有些御史本来就是皇帝一条狗，蹲在宫廷大门口，说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很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皇帝讨厌谁，就上书弹劾，基本上百发百中。有御史终于在鸡蛋里找到骨头了，说钱若赓对强盗严刑拷打，是酷吏。皇帝见到奏章后，便开始算旧账，下令将钱若赓处死。
那时候官员中并不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玩意儿，六部和都察院有许多官员上书救他，万历帝不答应。临江府的老百姓凑钱，连年集体上访，为自己的好知府申冤，最多的一次来了千余人。你想想，一千人来到京城为一个地方官员求情多么不可想象，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江西到北京多么不容易。内阁首辅申时行知道钱很冤枉，把这样一个既得官心又得民心的好官杀掉，他也不忍心，可天命难违，怎么办？他想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按照皇帝的旨意给钱若赓判处死刑，但和刑部密议，每年都找个理由给他缓期执行。如此，钱若赓在死囚牢里关了三十七年。
钱若赓被关进大牢时，儿子钱敬忠才一岁。一个囚犯的儿子，被母亲抚养大，读书、应举，该是何等的不容易。不过那时候科举有一点让我赞叹，除了伶人、娼户等少数贱民，科举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一个冒犯皇帝的死囚儿子，硬是通过了政审，从县试、乡试、会试，一路通过没受什么影响。会试登第后，钱敬忠便舍弃了殿试机会，回家看望还在狱中的父亲，然后再返京，穿着囚服喊冤。给皇帝的奏疏送入，主管向上递交奏折的通政司认为他的言词太过于激烈了，扣下不报。——当年他父亲也是因为上奏言辞激烈罹祸。不甘心的他再次上奏，要求代替父亲去死，并且跪在午门泣血求内阁和吏部转奏，当时在京的江西人也纷纷发表公开信声援他，催促司法部门重新讨论钱若赓的案件。一个会试及第的士子，毕竟不同寻常上访农民，这件事变成物议沸腾的公共事件，万历帝也知道了。那时候他快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旨：“钱敬忠为父呼冤，请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于是赦免了钱若赓，让他回乡养老。
殿试三年一次，会试及第而耽误殿试者，可直接参加下一次殿试，因此过了两年钱敬忠参加殿试，授刑部主事，这个泣血替父亲鸣冤的孝子开始做官审理案件了。此时，万历、泰昌两任皇帝已经驾崩，进入了天启朝。
古语说，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所以万历帝觉得这样的孝子，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明忠臣，是有理论根据的。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忠孝佳话，皇帝找个理由要将一个清官杀死，幸亏底下人搭救才保住脑袋，三十七年的羁押后被释放，还得高呼皇恩浩荡、司法公正。所谓雷霆雨露，皆是皇恩，当年要杀你，关你，是正确的，如今放了你，也是正确的，应该谢恩。
明代这类悲情孝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则是“东林孤儿”。东林诸君子被抓后，他们的儿子纷纷想办法营救，魏大中的长子要跟随父亲入狱，大中被害后，他扶柩回乡，悲伤过度而死。崇祯登基后，东林党的后代们聚在一起，进京替父亲鸣冤，其中领袖就是黄尊素的儿子、一代大儒黄宗羲。最后阉党被清除，东林君子平反昭雪，黄宗羲带领各位孤儿到父亲当年被关押被害死的镇抚司监狱痛哭祭奠，哭声飘入宫禁让崇祯帝听到后，感叹：“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新皇帝给忠臣平反，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正确之举，孤儿们和大臣们颂圣之声直干云霄，至于这些忠臣怎么会死在先帝任上，没人去细究，把所有的错误推到魏忠贤等一干奸臣头上即可，英主被群小所蒙蔽，一直是对这类平反事件最有效的解释。
黄宗羲的眼光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也许因家国的变故，他更能看穿朝廷所提倡的忠臣孝子之类的观点，所以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有这样的观点，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由此桀、纣的灭亡，乃是天下得治的开始；秦政、蒙古之兴，乃是为乱的开始；晋、宋、齐、梁之兴亡，则与治乱者没多大关系，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如果为臣者对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困苦不闻不问，即使能辅君王而兴，或者随君王而亡，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背离真正的为臣之道。梨洲先生已有这样的认识，所谓真正的忠臣不是忠于一家一姓一人，而是忠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
亲不亲，路线分
崇祯朝的名臣文震孟，在应黄宗羲之请为其父黄尊素所写的墓志铭中，分析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为害极大的原因。他说，刘瑾、王振当权时，小人依附他们，还自认为是旁门曲径，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魏忠贤的时候，小人把依附他视为康庄大道，毫不避讳，大家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只要是正人君子，为小人所恶，就会被魏忠贤仇恨，不必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贤本人的积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终归有限，而众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对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难以幸存。
刘、王两大太监当权时，依附宦官打击政敌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到了魏忠贤当权时，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路线斗争。
这种路线斗争历史渊源很深，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京察之争开始，就有党争的影子。官僚体系中分为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这种以地域为门户本是帝制时代的政治常态，不足为奇。而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办东林书院，二人的道德、学问吸引了许多士人，以弘扬学术为主，兼及议论时政，影响越来越大。
东林党人，当然是以正人君子为主，但并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对垒的派系浙党等也并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国古代的正人君子有个毛病，《老残游记》中有人评论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种以道德标准来划分敌我的二分法本来就很荒谬，政治远非道德评价那样可以黑白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谓“东林”和“浙党”早期冲突最厉害的一次，原因是东林人占优势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贯为大学士的内阁，围绕人事大权产生的矛盾，却搞到势如水火。后来到了泰昌、天启时，沈一贯早就罢相，顾宪成已死，这种相互对垒的局面应该瓦解了。
但在中国古代，两拨读书人之间结下了梁子，是很难冰释的，矛盾还会随着门生故吏代代相传。东林人认为在当年京察时，自己公正廉明，而内阁大佬企图以权谋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结党。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个多月，因沉溺女色，误服臣下所进红丸而暴毙，皇位传到那个木匠皇帝天启帝。泰昌崩驾时，泰昌所宠幸的李选侍一直在身边服侍，她不愿意搬离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希望将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启帝控制起来，达到干政目的。杨涟和一些大臣认为这个李选侍既非先帝的正宫娘娘，又非当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壮年，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皇帝住在一个宫内，祸患无穷，便让李选侍立刻搬出乾清宫，腾出来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赵南星、高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