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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这样的多疑皇帝控制术再严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顺，也不能保证江山万年长。
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争夺其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进入第二个年头，也是最激烈最关键的相持阶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马大元帅李景隆是个草包，——这个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典型一个志大才疏的纨绔子弟，还不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可由于朱元璋生前要给后世继位者“拔钉子”，将一个个身经百战功劳赫赫的武将杀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谁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儿子，他的长孙建文帝已经找不出一个堪当大任的领军者，于是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大概也算是报应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队一败于北京城下，再败于德州，只好领着溃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济南城，被朱棣亲率的部队包围成铁桶一般。济南的战略位置实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鉴》中讲到：“（燕王）惟自以得济南足以断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画疆自守，亦足以徐图江、淮。”当年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也要求他们首先占领山东，断掉元大都的左臂。济南在南北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现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着要拿下济南，可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是个有勇有谋的忠臣。先是诈降，准备等朱棣进入城门时，放下铁板砸死他。可天不绝燕王，铁板放早了，只伤了燕王的马头，燕王换了匹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当时从西洋引进来的“红夷大炮”轰城，眼看济南城不保，这铁铉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来，“书高皇帝神牌，悬之城上，燕师不敢击”。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谥号，太祖是他的庙号。后世臣子恭恭敬敬写他的神位大约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来，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可乱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争“造反有理”的合法性。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帮主张“削藩”、离间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齐泰、黄子澄等人，他要“清君侧”，来保卫老爸留下来的万里江山。建文帝维护自己正统地位打的是爷爷朱元璋的旗号，朱棣造反，打的同样是老爸朱元璋的旗号。如此，朱棣私下里可不把死去的老爸当回事。——他本来就不把朱元璋当回事，否则哪能起兵造反。但当众不能用炮轰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响，他这个“贰臣逆子”的恶名更是坐实了，造反更没有理论支撑了。
铁铉何尝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谓“靖难”、所谓忠于死去的老爸都是用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这骗人的pose摆出来了，我就当成真的对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画皮自食其言。这朱棣心里估计恨死了铁铉，但表面上只能收兵，不敢炮轰先皇神位。所以后来铁铉被杀，朱棣还觉得不能泄愤，将他和另外一些建文帝忠臣的妻女发配教坊司做妓女，被凌辱致死后，他还御笔亲批尸体的处置办法：“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铁铉坚守济南数月，打乱了北军的部署，为南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南军收复德州，取得了东昌府大捷，这场战役本来应当是奠定南军胜局的决定之战，朱棣被围，可南军因有建文帝“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旨意，放虎归山，最后让燕王东山再起，直至攻破金陵，建文不知所终，自己的两岁儿子被圈禁到五十余岁，成了个连牛马都分不清的白痴。直到明英宗夺门之变后复辟，大约想起自己在大漠中当俘虏的苦楚，才下旨释放。
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
一个的老实人
明仁宗朱高炽，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泰昌帝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等闲之辈。明朝和宋朝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