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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送行的母亲、悉尼迎接她的父亲、“新”的家庭里等待着她的洋后妈。
小说一开场，就把我们这些已成年选手投掷到未成年竞技场，和主人公一起开始面对在人生遭遇巨大转折时的个体搏弈。冲突的线索是明确的，如这个名叫贝蕾的女孩的性格一样鲜明 ——敏感而富有反抗性。对于那个澳洲国际家庭来说，贝蕾带着这种性格从天而降，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一夜之间颠覆了本来根基就可能有些脆弱但却足以维持和谐的家庭秩序：父亲为身份而结婚，洋后妈为生存而嫁人，虽是各有所图，但也是各得其所。何况与父亲忍气吞声的虚伪相比，洋后妈虽时有令人生厌之举，但天性却简单规矩。在这个家庭中，父女虽有亲情却已隔膜已久，洋后妈与中国女儿虽似天敌，却在经过诸多是非之后彼此发现天性的善良和友好。在旷日持久的家庭争斗关系背后，是小留学生群体在海外情形各异的生存状态。
这场搏弈的主题因主人公的年龄而必然是成长。
故事于是像流水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真实得如同未经雕琢，清晰得让人无话可说。
对于青春已只剩下不遥远记忆的三十五岁的中年人来说，我读罢全书最直接的感受是对平素有些不屑一顾的当街拥吻的中学生产生了一种基于平等意识的尊重，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一群负笈异域的少男少女在他们各自不同但处境相似的遭遇里所表现出来的智识、理悟、手段、价值原则、勇气和适应能力，都足以让一定百分比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汗颜。
而这个故事对成年人物的塑造，亦让我流连。从家庭隐秘的细节到不同社会环境的生存手段，作者以一种超然并带点自嘲的方式刻划出一代中年人的悲喜遭遇，其中的心计、得失和情感真相，如天然般可信。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留学是当下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显然是一种家庭代际同谋行动的社会化泛滥。在西方国家的合法签证对于中国人还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理解这种同谋的性质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前提。改革开放对大陆中国人最大的影响，是在生存方式上选择性的增加——户口和人事档案制度约束了国人流动和迁徙的自由，这个问题却可以用国际移民的方式彻底解决。
这种方兴未艾的未成年人出国留学运动的塑造者无疑是成年人，一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很大、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的共识是把出国视为孩子成才的捷径，因此他们通常会将把孩子送出国作为一个阶段内家庭的主要工作目标，这个阶段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家庭的经济实力，为此需要举债的家庭显然在孩子出国后还需努力更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作为孩子出国行动出资人的父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的话，这些孩子则已经在出国行为本身里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荣——这是一种超越个人能力范畴的优越感来源，基本类似显赫的出身所能提供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学校，受同学尊敬的因素除了学习成绩、体育、个人爱好特长等方面的传统内容外，新增加了能不能出国这样一个技术性指标。有指标就会有攀比，这是规律，古今中外一然。反过来，有攀比就有勉力强为者、随波逐流者、造假材料者、望眼欲穿者，所以成风尚，成规模，成运动。
实际上，我对未成年学生出国的态度是暖昧的。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让孩子去不同的文化环境受教育，应是利多害少，即使弄成了香蕉孩儿，对于个人来说，也总算明白了什么是国际规则。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仅仅会讲国际通用语言一项，就可以增加个人的就业机会。但社会总分阶层，为孩子出国牺牲家庭生活品质甚至不惜透支家庭预算的事，我看大可干不得。因为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先天的因素他们不能选择，但后天的努力却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为父母，注定受我们自己的社会成就约束，把对自己的失望化成对孩子的期望，这样的心态颇有化悲痛为力量式的悲壮，难以持久，难免不出问题。
在温哥华、洛杉矶或者悉尼这样的城市里，如果说当地居民早已经习惯目击成群结队的大陆公务旅行团招摇过市的话，他们也同样开始察觉城市里正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少男少女。这些孩子普遍的身份是留学生，但与改革开放早期的自费出国留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年龄更小，更缺少奖学金的支持。我在域外旅行的时候经常邂逅这样的小留学生，我好奇他们的境遇和生活，关切他们的未来。
张永虹以一种客观的价值立场叙述了一个故事，很符合我本人对这个社会潮流的肤浅理解。其实，问题在于不仅是这个题材很重要，传递什么更重要。对出国一事，国内曾经造梦太多、炫耀太多，需要多一些老实真实的东西。回到小说本身。
第四部分势与利的争夺都可以被超越
故事的感染力在于三点：人性、规则与成长。这都是很重要的事，失去这些基本的要素，文学可能沦落为特定阶层的情绪宣泄；而具有了这些要素，文学可以成为启人心智的东西。在后现代艺术以极具想像力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审美观念的年代，如行为艺术、抽象画和阿兰· 罗伯·格里耶Ａｌａｉｎ Ｒｏｂｅ Ｇｒｉｌｌｅ的“物质化”文字本人的说法，传统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加以商业价值的判断。这部小说看上去就有商业味道，在情节线索和情绪节奏上，作者相当精彩地控制了读者的阅读行为。而在一个密布冲突性情节的故事里，故事本身所传递的关于人生哲理和生活真相的内容就成为提升或者降低作品价值的重要变量，即使是商业性价值，其来源仍然是艺术本身的感染力。
在人性方面，作品的视角是普通人的生活，其感受和价值判断都是一般读者触手可及的。花季少女主人公的心思，她的观察力和爱憎，她的利益算计和天性的善良，从每一个细节中渗透出来。这是一个“走正路”的孩子，虽然她对身边一些可能被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看成“不走正路”的孩子们并没有价值观上的否定，那些人是她的朋友。她遵守朋友的规则，但她显然比她的多数朋友更具上进心和自我奋斗的欲望和行为。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品质，与国内中学评选出来的“三好学生”相比，这种“优秀”更具备生活经验的基础和对别人的说服力。实际上，个人的进步是一种不断的努力积累起来的过程，从贝蕾坚定自信而善于学习的性格中，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收获到关于人性的启发。善良的天性可以消弭人类不同种群、文化间的隔阂，可以消弭厌恶与憎恨，可以搭建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在善良的天性面前，是与非的恩怨、势与利的争夺都可以被超越。
规则是这部小说另一个核心吸引力来源。与中国事事有特例、处处有灵活相比，西方人普遍原则性比国人强。这是一个比较文化学的深奥研究命题，但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远比明白西方的物质生活如何丰富更为重要。从贝蕾的同学们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一群负笈异域的少男少女，其代表的却是更大的一群生活在不同阶层中的成年人，他们为人父母，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言传身教给了孩子。尽管在这部小说中这些父母从来没有出场，但他们的身影和影响无处不在。国人为何要把孩子远涉重洋地送出国这个问题，也是规则。如果我们身为中国人不感到有些不适或焦虑，我们会崇洋吗媚外需要有权势才可以做，崇洋却不需要，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国人出国浪潮后浪推前浪，其背后的规则是一种朴素而无奈的共识：能出去还是出去吧。
出去的人如果是成年人，他的可塑性就差得多了。西埠老唐人街里的广佬讲了一辈子潮汕话，一间小杂货店就解决了全部人生问题。但现在出去的是孩子，他们正在成长，而出国行动则无疑会在他们成长历程中刻画出鲜明的痕迹。以个人观点，我是坚决支持这些出国求学的未年人的，只要他们的父母有平常的心态，花得起这笔不菲的开销，一切就ＯＫ了。至于孩子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我看尽可放心，随着心智和生理的成熟，每个孩子都会拥有注定属于他的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生活是平凡的，但跨越了文化冲突的一代中国独生子女，自己面对过的一切，必定会是他们人生的财富。本来想写的是书评，思绪因书而溢，离题万里。然读书的真谛在于启迪，自己作为读者，先受了启发，却也该归于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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