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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在洗涤机上便形成了一团稠密的雾，因而厂房里的灯光也象有一面镜子在反照着它。
接收器叮叮当当地响着，伸出它的两只交叉在一起的手，把洗净的布料交给工人。工人再用棍子把这些布料大幅大幅地折叠起来，分别放在那些时时刻刻都在来回走着的小车上。
“博罗维耶茨基先生！”老板对着一个在汽雾中闪现的影子叫道，可这不是博罗维耶茨基。
他站了起来，拖着他那双害了关节炎的病脚在厂房里一瘸一拐地走着。他感到能沐浴在这灼热的空气中很是高兴，他的整个病体已经沉溺在这充满了汽雾、刺鼻的颜料味和水的大厅里了。这些水有的是从洗涤器和桶中喷泼出来的，有的是从小车子上渗流下来的，有的是人们的脚踩在地上溅起来的，有的是那些沾在天花板的水滴并成一道水流后滴下来的。
离心机近乎呻吟的脱水声响遍了整个大厅，象针刺一样钻进了监视着工作进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机器上的工人们的筋骨里，猛烈地碰撞着接近器上象旗帜一般飘荡着的彩色布料。
博罗维耶茨基现在在隔壁的一间厂房里。这里有一些矮小的老式的英国机器，用来印染供男装用的黑色粗布。
白昼之光通过千百个窗子照了进来，给这间厂房里的黑色汽雾和工人们身上涂上了一层浅绿色。工人们挽着两只手，象石柱子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注视着机器。千百米粗布在这里通过时，可以十分均匀地被染上从机器里喷射出来的、泡沫状的黑颜料。
墙壁在不停地抖动，工厂以其全副精力投入了工作。
靠墙安装的一台升降机使大厅和它上面的四层楼发生直接的联系。机器低沉的轰隆声在大厅里不断回响。升降机不是将一批小车、货物和人运上另一层楼，就是把另一批人和货在大厅里卸下。
白昼已经开始。浑浊的日光透过被蒙上一层汽雾的十分肮脏的窗玻璃射进来，将机器和人们的相貌照得更清楚了。大厅里，在淡绿色的昼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条条长长的红色汽雾来回飘游，它们仿佛在汽灯的光晕上撒上了一层尘土。人和机器都好象处于尚未清醒的状态，好象一些被运动中产生的可怕的强力所控制的幻影，好象一束束的破烂和一堆堆的灰土被搅在一起后，扔进了不断翻腾和咆哮着的旋涡里。
老板海尔曼·布霍尔茨在细心地视察染房，走得很慢。
他走过样品展览室后，坐升降机上了楼，然后又踩着阶梯从楼上下来。他走过长长的走廊，一面检查机器，察看货物，时而向人们投去不高兴的眼色，时而说几句简短的话，他的话象闪电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全厂。他喜欢坐在一堆堆布上，有时坐在门槛上休息，有时他甚至突然不见了，过一会又出现在工厂的另一方，人们看见他站在一些车厢之间的煤栈的前面。这些车厢一排排立在一个正方形大广场的一边，广场周围用栅栏围了起来。
厂里所有的地方他都看过了。他在走过这些地方时，面色总是那么阴沉，沉默不语，就象秋夜一样。他只要在哪里出现，在哪里经过，哪里的人们就不说话了，他们的头就低下来了，他们的眼睛也闭起来了，甚至他们的形影也消失不见了，仿佛都要避开从他的眼里喷射出来的火焰。
他和在车间里忙个不停的博罗维耶茨基会过几次面。
他们相见时，总是互相表示友好的。
海尔曼·布霍尔茨喜爱博罗维耶茨基经营的这个印染厂，特别是博罗维耶茨基每年付给他整整一万卢布，因此对他一贯十分敬重。
“他是我的这个车间里一台最好的机器。”他望着博罗维耶茨基，心里想道。
布霍尔茨自己已经不管什么事了，他让女婿管理工厂，自己则习惯地每天早晨和工人们一起来到这里。
他喜欢在这儿吃早饭，然后一直要坐到中午。午饭后，不是进城，就是去办公室、堆栈和棉花仓库里走走。
他不能远离这个强大的工厂王国，这是他通过自己一辈子劳动和他的智慧与力量所创建的。他必须关心踩在他脚下的一切，关心这些震动着的、破烂的墙壁，只有当他处在原料、颜料、漂白剂和烈日晒热了的油脂的气味包围中，走过那延伸于全厂的传动带时，他才感到舒服。
他现在坐在印染房里，用他那双昏花的眼睛望着由于窗子很大而显得明亮的厂房，望着转动中的印染机，望着这些活象一座座铁塔的机器，它们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却保持无声无息。
每个印染机旁都单独有一台蒸汽机，它的轮盘在转动中呼啦啦地响着，就象一块磨光了的银盾牌，在它以疯狂的快速不停地转动时，它的形貌是捉摸不定的，人们只看见围绕着它的轴旁有一个银色的光圈在旋转，同时喷射出闪灼发亮的烟火。
机器每时每刻都在迅速地运转。那永不终断的长长的布料被卷在一些铜柱子上，在这里给它们压上各色花纹之后，再往上去就看不见了，它们进入了上一层楼的干燥室内。
从机器后面把货物抬来交付印染的人们个个都好象没精打采。可是工长们都站在机器的前面，他们时时都要躬下身子，留心地看着那些大铜柱子，从大桶里掏出颜料给它们涂上，不消一会，他们就可以对这飞跑着的成千上万米的布看得出神。
博罗维耶茨基来到了印染房，为了检查新装备的一些机器的运行情况，他把这些机器印制出来的样品和由旧机器印染的布料作了比较，提出了建议。有时经过他的同意，一些正在活动的机器巨人也停了下来，他仔细对它们进行视察后，便继续往下走去，因为这工厂有力的节奏，这千百台机器，这成千上万以最大的注意力、几乎是信教的虔诚态度注视着机器运转的人们，这堆积如山的货物，在吸引着他。这些货物有的摆在地上，有的放在车子里，有的被人们搬来搬去——从洗涤机搬到印染机上，从印染机搬到干燥器里，从干燥器搬到砑光车间，然后还得去十几个其他的地方，一直到它们变成成品。
博罗维耶茨基间常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在“厨房”附近，他在这里设计新的花色，参看那摆在桌上的许多样品，这些样品被沾贴在一些大的纪念册中，是从国外寄来的。休息时，他考虑、设想他计划和朋友们联合开办的工厂的草图；可是他的思想不能集中，因为他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工厂的轰隆声在他的办公室里响着，工厂的运动使他的神经和跳动着的血脉都感觉得到，工厂不允许他离群索居，它毫不放松地拉住了他，使他不得不为每一个活动在这里的人服务，支持他们的一切行动。
博罗维耶茨基又起身出去了。白天对他来说真是长得可怕。四点左右，他来到另一个车间的办公室，想要喝茶，还要打电话给莫雷茨，叫他今天上戏院去，因为一个业余剧团为了表示慷慨，要在那儿演出。
“韦尔特先生刚走了半小时。”
“他在这里呆过？”
“他拿走了五十匹白布。”
“自己要吗？”
“不是，受阿姆菲沃夫的委托，到恰尔科夫那里去了。你抽烟吗？”
“抽，我累得要命了。”
他坐在空写字台前的一张高高的方凳上抽烟。
在这里办公的总会计师站在他跟前，自己嘴里噙的虽是烟斗，但却十分恭敬地用雪茄招待他。几个小伙子坐在高高的木条凳上，用一些大的红格本在写字。
办公室里没人说话，钢笔移动时的刺耳的沙沙声、钟摆摆动的单调的滴答声使博罗维耶茨基感到十分烦恼。
“有什么情况吗，什瓦尔茨先生？”
“罗岑贝破产了。”
“彻底破产了？”
“还不知道，可是我想他会调整的，总不能让生意遭受一次寻常的失败吧。”他低声笑着，用手指抖掉了烟锅里的湿烟灰。
“公司要丢掉吗？”
“这决定于每损失一百他该赔多少。”
“布霍尔茨知道吗？”
“今天他还没有来我们这儿，听说他脚上长鸡眼很痛，他也怕受损失。”
“他也许倒霉了。”那些躬着背在写字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低声地说。
“也许有亏损。”
“亏损很大，愿天主发发慈悲吧！”
“但愿他活上一百岁，享有一百栋宫殿、一百个工厂，成为亿万富翁。”
“但愿他患一场重病。”一个小伙子低声嘟囔着。
大家都不说话了。
什瓦尔茨严肃地瞅着写字的人，也看着博罗维耶茨基，好象要表明自己对谁都毫无罪过；可是博罗维耶茨基却只是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对面的窗子。
办公室的气氛令人极为烦闷。
墙壁一直到天花板都是用橡树木头堆砌成的，上面的黄颜色使人感到肃穆，墙上钉满了搁架，搁架上的书摆得很整齐。
窗子对面耸立着一座四层楼的大房子，是用红砖砌的，给办公室留下一道铁锈色的愁惨的阴影。
外面的小院铺上了沥青，小车和人们不时从这儿走过。在约一层楼高的地方，一些如同大力士的臂膀一样的传动带，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跑，同时发出低沉的、哗啦啦的响声，把办公室的窗玻璃也震得吱吱地响。
工厂上面，高悬着象一块沉重的脏帆布的天空。天空降下的小雨有的汇成一道道肮脏的水流沿着围墙流下来，有的有如令人生厌的唾沫，吐在办公室的沾满了煤灰和棉花屑的玻璃窗上。
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煤气炉上的水壶在咝咝鸣叫。
“霍恩先生，递给我一杯茶好吗？”
“经理先生大概还要面包吧！”什瓦尔茨很客气地送上了一块。
“要干净点的。”
“这就是说比你吃的要好点的，尊敬的①霍恩先生！”
①原文是德文。
霍恩送来了茶，停留了一会。
“你怎么啦？”博罗维耶茨基问道，他和霍恩很熟。
“没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表示厌恶地望着那个用报纸把面包包上，然后放在博罗维耶茨基面前的什瓦尔茨。
“你的脸色很不好。”
“霍恩先生不在你的厂里干了，从沙龙来的，难于习惯坐办公室和劳动。”
“只有牲口和癞皮狗才愿意带枷锁，正常的人不习惯。”霍恩十分恼怒地唠叨着，但他的话声很低；什瓦尔茨虽然注意瞅着他，也没有听清楚，只好傻乎乎地笑着，一面低声说：
“尊敬的①霍恩先生！尊敬的②霍恩先生！这里有火腿炒阉鸡，非常好吃，经理先生会来品尝，我老婆是做这道菜的名手。”
①②原文是德文。
霍恩走到写字台旁坐下，他那茫乱的视线一会儿盯着红色的墙壁，一会儿盯着窗子，窗子外面是一堆被撕散的用来纺纱的白棉花。
“再递我一杯茶！”
博罗维耶茨基想试探他。
霍恩送来了茶，他没有看博罗维耶茨基，却转身要走。
“霍恩先生，你半小时后可以到我这儿来吗？”
“好，经理先生，我自己也有事，我打算明天来找你。现在你可以听我说吗？”
霍恩想私下对博罗维耶茨基说几句话，可这时有一个女人走进办公室来了，还带着四个孩子。
“耶稣赐福！”她低声唠叨着，把视线投向这时在桌边所有抬起了头的人。因为博罗维耶茨基站得距她最近，并且仪表堂堂，她便在他面前十分恭敬地躬下了身子。
“老爷，我来求您了。我丈夫的脑袋被机器扎断了，我们现在成了贫穷的孤儿寡母。我来这里是求老爷赐予公道的，我丈夫被机器扎断了头，请老爷发给我们救济金吧！”她又把身子躬到了博罗维耶茨基的膝盖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出去，到门外去，这里不管这样的事。”什瓦尔茨叫道。
“先生，安静！”博罗维耶茨基用德语叫他。
“先生，她半年多来，已经走遍所有的部门和事务所，没有办法把她赶走。”
“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处理呢？”
“你也问这个？这个无赖是有意把他的头放在轮子下的，他不想干了，他要偷厂里的东西。我们现在要给他的婆娘和小杂种付钱？”
“你，癞皮狗，我的孩子是杂种？”女人喊着，激动地跳到了什瓦尔茨跟前，什瓦尔茨退到桌子后面去了。
“女人，安静！你别嚷了，叫这些孩子也别哭了。”博罗维耶茨基吓了一跳，指着那些贴在母亲身边放声大哭的孩子叫道。
“老爷！我正要说句实在的话，我在矿山里时，他们总是给我许愿，说是给钱。我也不停地走呀！求呀！可是他们骗我，把我象狗一样地赶出了门。”
“你们放心好了，我今天就去和厂主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