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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说，也没来信。”
“我有点不放心，他可别出了什么事。”
“死不了……”卡罗尔满不在乎地回答。
“谁知道，可是我寄给了他三万马克的支票，都过一个星期了，还不见他。你哪知道，现在世界上骗子多着呢……”
“你这是指什么呀？”卡罗尔听他的语调，暗暗吃了一惊，便问道。
“指什么？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有人偷了他，把他杀了。现在都是要钱不要命啊！”他颇有感慨，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三万马克使他坐卧不安，而且他太了解莫雷茨了，他放不下心并非没有道理。
“梅丽，别让特拉文斯卡夫人请了，你弹得不错嘛，那就好好弹个曲子！”银行家吩咐女儿道，因为尼娜正在请她演奏一曲。
梅丽是个干瘦的姑娘，两条腿跟木头棍子一样，鼻子陷塌，嘴瘪得几乎看不见。她坐在钢琴前，毫不在意地弹了几下琴键，这种姿态再加上她的长着一堆青春疙瘩的发青的面孔，发红的鼻子，两只又瘦又长的胳膊，就跟一只拔了毛冷冻着的，可又穿上了艳丽的绸服的鹅一样。
“那些有名的罗兹金毛小母牛都哪儿去了？”霍恩低声问卡罗尔道。
“亏你还问。玛达·米勒、梅拉·格林斯潘和梅丽·格罗斯吕克不都坐在这儿吗！”
“波兰女人一个也没有？”霍恩的话声更低了，以免妨碍梅丽乱七八糟的叮咚声。
“遗憾得很，霍恩先生，虽然我们已经开始生产呢绒和印花布，可是要等波兰百万富翁的女儿露面，还得二十年吧。这段时间，你就先欣赏普通波兰女人的姿色吧！”卡罗尔带挖苦地回答后，便走开了，因为坐在维索茨卡旁边的安卡在叫唤他。
梅丽正在奏着一首奏鸣曲，因为冗长枯燥已极，令人厌烦；所以她稍一停，客厅里立即话声鼎沸，嚷得最凶的正是格罗斯吕克本人。他由于听老恩德尔曼说，贝尔纳尔德皈依了新教，起了无名怒火。
“我说过，他没好下场。他冒充哲学家和世纪末风度，终了不过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混混儿。他信新教干什么？我原以为他有点心眼呢。他改变信仰我倒不在乎，因为不管他信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也到底还是个犹太人，还跟咱们站在一起。”
“你不喜欢新教吗？”库罗夫斯基问道，一双榛子色的眼睛却跟踪着和尼娜一块儿穿过客厅的安卡。
“不喜欢，一辈子也不信它。我是一个喜爱并且需要美好事物的人。我拼死拼活干上一星期活儿，在星期六、星期天就要休息一下，要到一间大厅里看看，当然得有好看的画，好看的雕刻，好看的建筑，优雅的典礼。我很喜欢你们的这些典礼，有漂亮的颜色，扑鼻的芳香，有音韵，有光彩，有曲调。而且，要是让我听布道，就希望那布道别枯燥无味，我想听的是谈天说地的优雅的谈话，那是很‘高尚的’①，给人提神鼓劲。可是进‘教堂’②能怎么样？四堵墙，空空荡荡，好象全部家当都毁了似的，更不用说还加上个牧师乱吹一番了。你想知道他尽吹什么吧？……大谈特谈地狱啦，还有别的，一听就头疼，你保重吧。难道我去教堂就是为了找不痛快吗？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乡巴佬，我不愿叫那无聊的废话把自己憋死。不过呢，我倒想知道，我是跟谁打交道，新教算是什么公司？罗马教皇——才是一家大公司呢！”
①②原文是德文。
库罗夫斯基什么也没说，他走了，坐在一群小姐近旁，用奇特的目光瞅着尼娜和安卡。她俩手挽着手，在漫步穿过几间客厅时，在窗前摆着的每簇铃兰花和紫罗兰前，都要停留一下，躬着身子闻闻花香，然后再向前走——她们自己也和春天明媚的鲜花一样。
尼娜有时还用冰冷的双唇触触铃兰花的清凉的叶子，以闭着的眼皮擦擦雪白的风铃草，或者用手指抚摸那正在探望着一个双耳瓶瓶口的铜雕山林女神的屈臂；这个瓶里插着鲜花。然后，她俩开始亲热地窃窃私语，便走开了，却没有注意恩德尔曼诺娃在侍从簇拥下，正在她们后面跟着。这位夫人带有几分妒意地张望着那一间间简朴而优雅的客室，当她看到了墙上尼娜冬天拿来的那件配上了大框的镶嵌艺术品之后，便兴致勃勃地停住了脚步。
“这多漂亮！颜色多好！多么光彩！”她眨着眼睛，又惊又喜地大声喊道，因为阳光射在这件镶嵌艺术品上，发出了耀眼的反光。
等她说够了这些陈词滥调，便又在侍从的保护下，迈着外省阔太太的步伐，继续朝前走去。
“可笑，太可笑啦，不过骨子里倒是个善心的女人。是几个慈善机关的主席，给穷人做了不少好事。”
“喜欢让人夸她嘛！”马克斯·巴乌姆听见了他的后半句话，朝库罗夫斯基走了过来。
“你们觉得很无聊吗？”尼娜问。
“不呀，我们有看的。”库罗夫斯基打量着他俩，说道。
“意思说有的人觉得无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看……”
“是有这种人！您看眼前吧：米勒小姐和格林斯潘小姐不是呆坐在那儿吗——哼，罗兹的两条金色小母牛。玛达·米勒穿的绸子衣裳太瘦，因此透不过气来，她还担心厨娘把果子饼烤糊了，所以急得老是出汗，没过五分钟，我数着呐，她就喝了四杯柠檬汁！梅拉·格林斯潘小姐看样子倒是挺热情。我故意三次向她打听了那不勒斯的情况，——三次她都一样哼哼呀呀的，翻着白眼，用最漂亮的字眼儿赞不绝口……就跟留声机一样，放上一张新华尔兹舞曲的片子，一按就唱出同一个曲调。”
“可是今天她看来有点没精打采，走，瞧瞧他们去。”尼娜说。
“因为维索茨卡夫人今天讨厌犹太女人，一抓住哪个年轻人，就教他防备犹太女人，而且大声嚷着，结果梅拉小姐只好坐在那儿听着……”马克斯解释道，一面走到安卡跟前，很不放心地朝前望去，想找到卡罗尔。
“好些人都出去了！”尼娜吆喝了一声，其实她并没有注意到主客室里还有格罗吕斯克父女和其他几家犹太人。
“男人们都腻了，女人们却想借聚会之机闲扯几句。”
“哼，他们真的腻了才好呢！”尼娜不高兴地说。
“得弄明白这儿究竟有什么给他们玩的！大衣不能脱，不给香槟酒喝，你还请来了一大帮干活的波兰老粗：工程师呀，大夫呀，律师呀，以及诸如此类的专门家，又想让百万富翁老爷们在这儿舒服。有了这帮人，就等于降了他们的格，所以他们都要出去嘛！我敢担保，他们再也不会登你的门儿了。”
“谁还有心再请他们，今天我才看到，连在这样的聚会上，也找不到共同点，至少在罗兹是这样。”
“全世界都这样，全世界。安卡小姐！罗伯特·凯斯勒先生他一个钟头前就想让人介绍跟你认识……”库罗夫斯基带轻蔑地给她介绍了一个粗短的人：这个人的脑袋缩在肩膀中间，长着两只大扇风耳朵，头顶尖尖的，上面生着一束束黄头发，真象一个大蝙蝠的脑袋。他的脸象是用鞣制拙劣、绷得不紧的马皮做的，嘴象一条长长的裂缝，两个肥大的腮帮子上长满了剪得很短的红毛。
他寒暄起来大大咧咧的，等大家都在客厅里落坐，他又凑到安卡身边，把两只骨关节突出、长满了红毛的手搁在膝盖上、用两只滴溜转的黄眼睛死盯着安卡。安卡无法忍受了，因为他的目光使她直打寒噤，感到一种奇特的恐怖。她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就急忙走了。
“她挺美，美得出众！”他沉默半晌之后，对坐在他身旁的霍恩低声说。
“在审美上，你挺内行嘛！罗兹城人人都知道你有眼力！”霍恩强调说，他因为这时想起卓希卡·马利诺夫斯卡和许许多多当了牺牲品的女工，她们在凯斯勒的暴力和开除的威胁下，不得不委身于他。
凯斯勒没有理睬，冷冷瞥了他一眼，不以为然地离开他，便去找马克斯·巴乌姆。巴乌姆也感到十分烦躁，一小时前就想从这间大厅溜掉，可他又走不脱，因为安卡在场，缠住了他。
这时候客厅里乱起来了。一伙伙客人走来走去，互相行礼问候，观赏各间客室，然后就都到门外去了。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都是波兰人，地方知识界的要人，在百万富翁们离开后，便随即来到客厅中间，占据了空座位。
不是波兰人的只有米勒一家，因为他们跟特拉文斯基一家相处很好；还有梅拉·格林斯潘和她的姑妈，这位姑妈好几次嚷道：
“梅拉，你不想到外面看看去？”
梅拉象马克斯一样，听到维索茨卡不留情面的冷嘲热讽，感到不痛快，早想走了；可是她出不去，一直坐在一个地方，十分烦躁地和玛达拉话，偶尔也笑一笑，说说自己旅行的故事，却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十分奇特的痛苦，觉得她迄今的一切理想和希望都破灭了。
维索茨基跟她谈了几次话。她老是看着他的充满了抚爱的眼睛，听着他低声地对她说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昨天曾给她带来幸福，今天就给她造成更深的悲哀和痛楚了。因为正是在今天，在这间明亮的大厅里，她凭她对爱情的本能的敏感，预感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嫁给维索茨基，也不应嫁给……
每当她沉思默想时，当她痛苦地可是清楚地看到把他们分隔开的鸿沟时，她便从害怕变得沮丧了。她以呆滞的眼光恍恍惚惚环顾着人们一张张的面孔，寻觅维索茨基那明亮的含笑的目光，似乎要在他的目光中，看出对自己种种想法的否定，因为她的这些想法，就如同成把成捆炽热的铁丝一样，正在刺着她的心灵。可是维索茨基太爱她了，心情太好了，又和至交好友在一起，他今天体会不到她的心理状态。
他正在跟特拉文斯基、库罗夫斯基以及几个年轻人高谈阔论，对他们激昂地表示他对社会和社会需要的广泛的利他主义观点，说着说着他就拉开了领子，捻了捻胡须，同时反复拉着袖口，对能遇见知识界的人听他谈话感到高兴；他也可以借此机会暂时摆脱工厂每天的事务，高兴地提出假设，作出结论。
“到底为什么呢？”梅拉苦思冥想时，却不很知道这些可怕的思想为什么竟缠住了她，使她心里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痛苦。只有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心上的人的这个世界，所有这些库罗夫斯基们、特拉文斯基们、博罗维耶茨基们，他们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引起他们注意的一切思想——他们如此热爱的整个波兰世界——完全是异样的，和她的世界完全不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并不局限在利己主义范围之内，也不局限在赚钱、发财和声色犬马的生活圈子之内。
“我们犹太人跟他们太不一样了！”她望着特拉文斯基清秀的、显得很精神的面孔，心里想道。可是特拉文斯基由于对维索茨基的结论在慷慨激昂地提出抗议，他的脸变白了，太阳穴上也露出了微细的青筋。接着她看看维索茨卡、尼娜和安卡，她们坐在一圈十分高贵的、充分表现着优雅风度、轻声慢语着的妇女中间；与此同时，她又想了想自己家里的人：父亲、姊妹、内弟；只是在这个时刻，在她不由自主的比较之下，她才痛感自己生活圈子里的全部鄙陋和庸俗。
也在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如果置身于这些波兰人中，会感到永远陌生，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家即算容纳，她在这里也只可能作为女人给丈夫递送嫁妆。
“这样不行，任何时候都不能这样！”她高傲地、反复地说着，就想起身出去，因为姑妈来到了她的身边，在拉着又长又沙哑的嗓门问她：
“梅拉，你要不要回家去呀？”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下决心要走，要离开这里，再不回来，永远不回来。
她深深感到，这次离别无异于与几年来萦迴脑际的理想诀别，无异于同青春、爱情诀别；然而她决心离别。
她全心全意地爱着维索茨基，但是她已经预感到，她必须拒绝他，永远不再见他。
“永远不见，永不！”她咬紧牙关，反复地说。她清楚地记得她认识的一些女人的遭遇：她们嫁给波兰人后，甚至受到亲生孩子的欺辱，孩子责怪当母亲的出身；她们常要听到那些表面上十分文雅，可是却带轻蔑或歧视的话，因为她们正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这就是她们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亲属面前所感到的陌生。
“你要走，干吗这么急呀？”维索茨基一面给她让路，一面问道。
“我不舒服，一路还有点累。”她虽然作了解释，但没有看他。这时她要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