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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大体上一样，只是在长期的推行过程中，细则更多，内容和格式更
加僵化、死板，到晚清时已成为众矢之的。
清朝的科举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考试贴诗。自院试到会试都要考，这
是一种形式古板，内容呆滞的诗题，必须严格以题而作，以韵而作，不能随
意抒情言志，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空洞无物。第二，重书法。八股文
本来就贫乏空洞，加之清朝大兴文字狱，文章的内容可想而知。在考官难以
用内容评定成绩的情况下，就想出了新招，以书法的优劣评定成绩。就连皇
帝也难以例外。这说明科举制此时已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第三，用官话。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音多，如果官员们没有统一的官话，对工作十分不利。
所以，清帝下令科举考试要考官话，即北京话。在不少地方设立了正音院，
教授官话。这项措施对促进中国语言的规范化，加强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
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既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时期，也
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时期。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封建统
治者大兴文字狱，科举上八股取士，大力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明、清两代都采用八股文体的考试作文形式，因而，在这里有必要对八
股文作些简单介绍。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或“时文”等，因其题目出自
四书五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四书文”。它有周定的格式和一系列严格
规定，文章开头是破题、承题，接着是起讲、领题（入手）、提比（起股）、
中比（中股）、后比（后股）、束比（束股）、落下等部分。破题共两句，
点破题目的中心意思；承题三句或四句，进一步说明中心意思；起讲是概述
全篇，为议论的起点；入手即起讲后的入手之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
是正式议论，其中中比是全文的重心。因为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
对偶的文字，总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每部分间由固定的虚词连接，
如“今夫”、“也乎哉”等，以至于每部分多少字都有规定。八股文多以四
书五经上的一句话为题，句子短的称小题，句子长的称大题，不同级别的考
试考题不同。
八股文是封建统治者实行奴才统治的工具，它扼杀了人的智慧，钳制了
人民的思想，使无数的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钻在经书中，他们做了官后，就
成为统治者的忠实奴仆，他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因此，八股文一直
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抨击和诅咒。
清朝科举制的弊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考试程序太繁琐、复杂。
自县试到殿试，要经过六次考试，使考生一年四季处于考、考、考的紧张状
态中，疲于奔命。浪费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时光，六七十岁的举人、贡士，八
九十岁的进士屡见不鲜。第二，内容陈腐，着重四书五经、朱熹集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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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增考中国历史、政治及世界
各国的政治，废除八股文，可是仍保留了四书五经的封建内容，即使这样，
这种改良也因光绪帝被幽禁，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产了，这种考试内容束缚了
考生的思想，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性，使天才得不到发挥。例如著名思想家、
哲学家戴震就被拒之于进士大门外。第三，八股文风日盛日昌，泛滥成灾。
考生们为遣字排比、拼凑对偶而咬文嚼字、挖空心思，考不出水平，发掘不
出真正的人才。第四，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绝境。下自县令、上到宰
相无不为之。第五，考需脱节。考试内容只在故纸堆中打转转，长期脱离实
际需要，使不少新官难以胜任。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
度的挑战，与西方相比，清帝国明显地衰老了，改革势所必然。在全国上下
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中，慈禧太后不得不于1905年7月宣布废除科举制。至
此，在中国历史上盛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了。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清朝存在的同时，南方曾存在过一个相对立的太
平天国政权，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它有别于以往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过的科
举制度。
科举考试自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后就正式实行了。它分为县试、省
试、京试三级，分别相当于清朝的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分文武两
科取仕。京试后改为天试。同时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都
举行京试，称为东试、北试、翼试。这四种考试分别在四王的生日所在月份
举行，因此一年之中有四次京试。后来规定每三年科考一次。
太平天国的考试内容为诗和策论，废除了四书五经，改考《天命诏旨书》、
《新旧约》等太平天国典籍。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不论出身贵贱都可报考，
体现了平等、人道精神。做官者也可再考，考中者受提拔。考试的录取标准
较宽，录取名额也多。这些制度对选拔人才、巩固革命政权都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前代科举制的称谓，县试考中者称秀才，
省试考中者称科举人，天试取中者分一二三甲，一甲3人，称状元、榜眼、
探花。同时，太平天国在科举考试中仍因袭清朝八股体作文、试贴作诗的作
法，与其提倡的朴实、明朗的文风相矛盾。这些又折射出了太平天国革命的
不彻底性。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作为一种选举制
度——科举制度也对世界的文明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从元朝开始传向邻邦和西方。元朝政府曾任用少数外国人做
官，这些人后来返回祖国后，就把熟悉的中国文明向本国政府介绍。科举制
度由此传入西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做了17年官，十分了解中
国的官场和官吏选拔、任用制度。他回国后把在中国官场的见闻整理成书，
扩大了中国文明的影响。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继续西传，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介绍中
国科举制度的书籍不断增多，《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札记》等著作
广泛宣传了中国的考试取仕制度。英国有不少人竟呼吁本国政府仿照执行。
1855—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的科举考试给成长中
的英国文官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机会均等的原则逐
渐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美国的文官制度也参照了中国的科举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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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把中国看成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是有历史根据的。
只要有考试，就必定有作弊现象，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科举考试中的奇
怪现象也就多种多样。
科举考试产生以后，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预防作弊，例如糊
名、搜身、誊录、磨勘等。可是作弊现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越来越多，真
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代考、传递卷
子、割卷、贿买、挟带等。割卷就是考官在改卷时调换卷子。挟带一般是用
极小的字体把四书五经抄在薄如蝉翼的纸上，然后把它藏在笔管里、鞋子里
或砚台底部。有的写在衣服上。现在的故宫博物馆里有一件袍子，衣底用芝
麻大的字抄录了十三经。有的用药汁作墨，把书抄在青布衣上，上面涂上泥
巴，入考场后将泥巴揉去，字就露了出来。还有的贿赂考官，将书籍文章事
先藏入考场。由此可见，有些举子为了功名利禄，真是煞费苦心，想尽办法。
然而，历代科考作弊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各种各样的贿考了。唐玄宗年间，
杨国忠任宰相时，他的儿子杨喧参加科考，成绩不合格，礼部侍郎达奚峋不
想录取他，杨国忠知道后怒不可遏，大骂考官，达氏畏惧其权势，只好录取
了杨喧。再如，明朝著名太监刘瑾，在一次会试时把一张50多人的名单交给
考官，让其录取，考官不敢违抗，只好照旨录取。有的考官因没处理好这个
关系，掉了乌纱，丢了性命，也有的考官因此得以擢升。
下面就是一例典型的科举考试中的舞弊案。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江南乡试的正副考官左必蕃、赵晋勾结两
江总督噶礼，大量录取盐商子弟，收取重贿。因此，考生哗然，千余人聚集
起来，把五路财神像放入府学，并且作诗讽刺之。有一幅对联这样写道：“左
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隐讽两位主考官。有人用纸把贡院的
匾糊上，将“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总督心虚，来个恶人先告状，把
为首的闹事考生缉拿入狱。此案几经周折，康熙帝多次亲自过问，最后才弄
清真相。结果是，噶、左被革职，赵晋被杀头，这一舞弊案在当时震动很大。
清朝咸丰年间，盛行“递条子”的舞弊办法。考试后考生向考官偷递纸
条，写明答卷内何处有记号，当然递条子之前先要递上别的东西。后来，递
条的方法又有改进。在纸上画上圆圈，一圈表示100两银子，五圈就暗示若
被录取，赠银500两。
其实身为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他们也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或是故意破
坏科举结果。
有的皇帝以貌取人、甚至荒唐到以名取人的地步。明朝建文二年 （公元
400年）殿试，按成绩王艮应为状元，由于其貌不扬被降为第二名。正统四
年（公元1439年）殿试，张和因眼有毛病被降到二甲。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年）殿试，孙曰恭理应成为状元，因其名字“曰恭”合起来似“暴”，
把他降为第三名，把邢宽升为第一名，表示刑法宽松，喻其仁政。还有嘉靖
二十三年 （公元1544年）殿试，本来应该把吴情定为状元，因“无”“吴”
同音，皇帝认为此人“无情”，便把他降到第三名。定名时，由于皇帝老见
殿中的帐幔被风刮成“雷”字，就寻找名字中带“雷”的人，结果一个叫春
鸣雷的被鬼使神差地定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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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
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官僚集团，由于政治利害冲突而分成不同的派别，
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勾结在一起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朋党”，他
们之间的斗争便称为“朋党之争”。唐代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宦官的权
力也越来越大。
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
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
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由于两派的首领分别姓牛
和姓李，所以又叫做“牛李党争”。这场争吵很厉害，从唐穆宗时开始，一
直争到唐宣宗末年，一共延续了40年的时间。所以唐文宗对此非常苦恼，曾
经感慨地说：“要除去河北境内的反贼很容易，可是要除去朝廷中的朋党真
是太难了啊！”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
集团。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李德裕出身世家旧族，他父亲李吉甫
是前任宰相，对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他曾经说：“朝廷大官要
用公卿子弟，因其从小熟悉典礼规矩，不须教习。寒士即使才学出众，登第
之后，一样样都得从头学起，不会十分娴熟。”
由于李德裕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以对于这次漫长的朋党之争，到
底在争些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得到错误理解，认为是在争出身的高低。以前
就有不少学者说，牛党的人非常重视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
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
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