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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帅就是张之洞，他号叫“香涛”，尊重他的人便这样称呼他。汤、赵两个觉得周馥的话有理，就又往武汉去见张之洞。张之洞此时年事已高，已经六十八岁了，不复当年的锐气，就说：“朝中昏庸顽固人物尚多，若欲使太后骤下决心，非得袁世凯参与不可。袁世凯权倾朝野，又甚得太后信任，若他带头倡导立宪，一定可使太后早下决心。”
汤赵二人皱眉说：“大帅的话是不错，奈何我二人与袁公缘吝一面，大帅可否写信和袁公相商此事，信就由我二人送去？”
张之洞摇头笑道：“你二人虽与袁世凯不熟，张謇却与他最熟不过，这事若由张謇出面联络，他对袁世凯说一句话，胜过我说一百句。”
汤赵惊问：“这是为何？”
张之洞笑道：“因为他是袁世凯的老师。”
唐、赵两个立刻赶到南通，请张謇快快北上直隶见袁世凯。张謇却沉吟不语、面显难色。 汤寿潜不满道：“促成早日立宪，以富国强民，是大家的共同想法，如今用到你了，你却这般模样，什么意思？”
赵凤昌说：“老师给学生说话，有什么可为难的？” 张謇叹了口气，说：“你二人有所不知，袁世凯虽曾拜我为师，但他官做大了，早就不认我这个老师了，我曾写信斥责过他，此后与他就再无往来。”
原来当年袁世凯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投入吴长庆军中干事，张謇是吴的师爷。吴长庆虽是武人，却酷爱文才，对张謇相当尊重。袁世凯脑瓜机灵，就拜张謇为师。张謇学问既高，对徒弟的要求也严，袁世凯既敬又畏，曲意奉师，很是听话，张謇不免时常在吴长庆面前说袁世凯的好话，袁世凯暗暗感激。
张謇后来离了吴的幕府，袁世凯还常常写信和他联系，信中称张謇为“夫子”“大人”，自称学生。后来袁世凯步步高升，官做到了山东巡抚，给张謇写信时的称呼就变了，称张謇为“先生”，自称“后学”。再后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信中的称呼又变，称张謇为“仁兄”，自称“愚弟”。
张謇心中不喜，恼火下就写信怒责袁世凯，说：“足下官位一个劲上升，我就一个劲下降，等你再升一级时，却不知该如何称呼于我？”袁世凯见信又生气又惭愧，遂隐忍不答，此后两人便不通音问。
这时候汤、赵两个让他给袁世凯写信，张謇不免要为难起来了。 汤赵两人得知事情的原委，哈哈大笑起来，说：“原来袁世凯这么惫赖！”笑罢，赵凤昌说：“张兄，虽然袁世凯惫赖，但此人有权谋、有见识，是当今能影响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老兄你欲呼风唤雨，斡旋乾坤，就必须和他重续旧缘。叫你‘仁兄’便仁兄罢，不计较这个了。”
汤寿潜也说：“袁项城为人稳健雄阔，这几年行新政于直隶，大兴工商、大办学堂、大练新军，创巡警，革陋规，如今直隶的学堂有几百所，工商各业也蓬勃而起，被称为首善之区。
张兄不可因小失大，袁世凯总体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张謇默然良久，方俯首说道：“好吧，我就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但多年绝交，他是否还把我的话当回事，这就难说了。”
汤、赵一齐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先写了信寄给他再说。” 张謇当下硬着头皮，在信中将袁世凯推许夸赞一番，拿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政治家伊藤、坂垣类比于他，请他为国再立功劳，赞助立宪。
袁世凯在断交多年后忽又接到张謇的来信，大喜下将信给梁士怡、赵秉钧等幕僚传看，满脸带笑说：“状元公不忘旧交，如此推重于我，袁某甚感荣宠！”
幕僚们自然谀词如潮，也把袁世凯的功劳大大的夸张一番。袁世凯高兴之下立刻给张謇回信，称自己宁愿丢了乌纱不做官，也要尽全力呼吁立宪。信发走后，袁世凯命幕僚马上起草奏折，极言立宪的好处。
奏折写好后，袁世凯却压了起来并不上奏，赵秉钧等人大惑不解，忙问原因，袁世凯笑嘻嘻说：“等一等，看张之洞他们怎么办，先听听风声再说。”
张謇接到袁世凯的信，立刻告诉张之洞、周馥等人。张之洞、周馥等听袁世凯拥护立宪态度坚决无比，高兴下立刻上奏折请求立宪。接着，驻外公使胡惟德、张得彝、梁诚等也发电给朝廷，请求立宪。
袁世凯在天津静听消息，各地请求立宪的消息通过奕劻源源不断地传了给他，袁世凯喜道：“倡言立宪，是时候了！”于是立刻将写好的奏折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见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便集群臣于储秀宫，开金口，发玉音，说：“庚子一来，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不意各承办人员，向无讲求，不能洞悉原委。
似此因循敷衍，何日可起衰弱而救颠危。须得简派精干博学的大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奠我大清万年不覆之业！“
群臣一惊，想：“太后竟真要下决心仿行立宪了？” 七月十六日，上谕发了下来，命载泽、端方、戴鸿慈、徐世昌、邵英五位大员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时人称做“五大臣出洋”。一时京沪等地的报纸议论纷纷，对出洋之举多所好评，对大清欲行宪政之说也大肆褒扬、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