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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
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
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
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
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
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
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
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
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
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
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
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
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
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
苏联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
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
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
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
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
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
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
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
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
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
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
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
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
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
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
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
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
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
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
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
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
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
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
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
（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
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
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
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
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
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
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
—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
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
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
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
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
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
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
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
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
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
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
采访时的主要题目。
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
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
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
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
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
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
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
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
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
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
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
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
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
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
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
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
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
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
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
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
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
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
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
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
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
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
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
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
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
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
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
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
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
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
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
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
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
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