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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
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
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
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
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
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
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
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
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
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
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
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
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
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
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
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
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
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
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
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
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
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
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
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
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
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
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
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
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
‘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
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
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
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
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
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
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
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
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
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
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
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
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
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
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
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
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
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
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
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