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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
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
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
“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
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
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
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
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
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
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
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
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
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
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
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
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
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
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
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
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
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
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
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
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
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
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
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
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
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
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
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
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
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
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
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
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
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
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
“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
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
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
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
计，他们中有3 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
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
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
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
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
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
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
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
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
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
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
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
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
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
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
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
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
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
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
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
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
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
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
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
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