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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
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
（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
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
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
“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
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
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
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
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
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
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
“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
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
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
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
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
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
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
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
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
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
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
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
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
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
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
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
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
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
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
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
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
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
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
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
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
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
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
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
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
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
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
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
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
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
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
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
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
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
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
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
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
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
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
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
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
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
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
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
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
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
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
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
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
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
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
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
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
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
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
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
前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