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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
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
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
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
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
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
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
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
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
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
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
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
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
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
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
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
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
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
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
·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
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
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
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
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
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
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
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
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
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
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
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
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
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
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
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
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
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
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
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
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
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
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
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
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
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
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
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
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
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
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
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
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
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
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
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
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
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
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
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
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
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
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
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
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
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
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
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
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
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
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
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
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
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
—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
往其驻外机构、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
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
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
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
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
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
斗争。
在1938年3 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 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
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
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
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
为“叶若夫恐怖”的、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
一个“本领超人、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具有东方人狡诈、阿换和虚伪”的化
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
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
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
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
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不断折磨
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
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
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
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
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
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
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
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
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
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
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
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
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
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
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
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
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
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