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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
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
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
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
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
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
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
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
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
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
“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
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
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
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
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
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
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
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
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
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
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
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
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
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
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
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
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
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
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
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
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
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
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
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
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
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
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
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
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
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
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
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
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
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
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
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
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
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
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
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
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
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
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
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
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
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
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
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
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
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
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
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
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
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
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
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
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
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
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
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
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
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
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
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