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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
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
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
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
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
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
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
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
‘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
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
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
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
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
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
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
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
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
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
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
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
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
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
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
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
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
“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
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
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
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
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
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
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
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
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
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
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
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
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
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
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
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
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
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
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
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
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
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
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
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
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
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
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
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
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
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
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
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
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
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
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
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
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
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
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
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
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
《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
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
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
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
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
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
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
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
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
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
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
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
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
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
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
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
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
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
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
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
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
‘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
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
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
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
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
——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
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
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
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
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
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
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