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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
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
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
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
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
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
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
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
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
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
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
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
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
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
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
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
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
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
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
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
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
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
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
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
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
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
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
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
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
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
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
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
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
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
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
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
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
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
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
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
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
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
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
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
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
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
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
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
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
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
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
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
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
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
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
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
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
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
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
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
“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
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