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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
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
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
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
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
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
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
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
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
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
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
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
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
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
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
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
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
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
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
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
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
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
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
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
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
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