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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