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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 9月，
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
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
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
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
“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
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
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
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
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
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
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
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
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 月开始，
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
（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
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
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
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
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
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
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
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
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
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
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
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
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
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
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
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
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
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
“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
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
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 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
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
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
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
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
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 月22日
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
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
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
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
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
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
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
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 6月22日
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
“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
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
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
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
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 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
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
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
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
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
“（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
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
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
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
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自己”的阴
谋深信不已。
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邱吉尔曾提醒过斯大林，但这种尝试却更加深了斯大
林对英国阴谋的怀疑。在所有西方国务活动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尔。
他认为邱吉尔是个恶魔，正是他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挑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恶毒进
攻，然后又急于撕毁英一苏贸易协定；还是他于1927年在英国内阁拉帮结伙，策划
中断对苏外交关系的行动。现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认为他已酝酿好了新的反苏阴
谋。
可能有关德国进犯苏联的最严肃的警告是来自1940年6 月25日邱吉尔写的、并
在7月1日由新任驻苏联大使赛尔·斯泰福尔·克里普斯亲自交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件。
邱吉尔的警告不仅以所获情报为依据，还有对希特勒未来战略的准确评价。但斯大
林把这封信看作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旨在挑起苏德战争阴谋的又一证据。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照会，照会中向德国告
知了邱吉尔的警告。斯大林还把从英国和美国获知的情报也转告了德国，这显然是
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
1940年 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从内部了解英国政府政策的机会，因为约
翰·克恩克罗斯成了那时兰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在英国社会
活动家中， 上院议员亨基具有在内阁委员会和白厅工作的丰富经验。 从1912年到
1938年，他曾先后担任过帝国安全委员会、内阁及其下属许多委员会的秘书。1939
年战争开始以后，亨基逐渐成了张伯伦“军事内阁”中没有部长职位的部长，而情
报工作也进人了他的职责范围，亨基就此还写过两份详尽的报告。当邱吉尔1940年
5月取代了张伯伦以后。 亨基失去了在“军事内阁”的职位，但却保住了兰卡斯特
公爵首相的部长官衔，继续有权阅读内阁的所有文件、主持许多秘密委员会的会议
检查获取的各种情报。
通过亨基私人秘书克恩克罗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
小部分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罗斯从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关
“评估战前可能性”的汇编文件中选出了三分之一，作为第一批情报提供给内务人
民委员部。这些文件准确地预测说，德国侵占不列颠岛的计划不会得逞，希特勒会
集中兵力用潜水艇对付英国。
在亨基领导的众多委员会中，由英国最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引起了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兴趣。1940年为了协调战时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学者们被召集
在一起。克恩克罗斯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与从前一样有权接近“军事内阁”秘密文
件的亨基。1941年，新“军事内阁”做出决议要对亨基的外交电报加以限制，但克
恩克罗斯帮助亨基立即上诉英国外交部，结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罗斯发出的“军事内阁”文件以及其他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消息来源获
得的文件都无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尔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计划是以现实存在的危
险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为目的的、背信弃义的阴谋为基础
的。1941年4月3日，根据一份有关德国准备人侵苏联的破译材料，邱吉尔又一次向
斯大林发出紧急警告。邱吉尔指出，这份“情报的来源渠道可靠，内容可信。”邱
吉尔后来写道，他发出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义并引起斯大林的注
意”。由于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担心斯大林会把此信看成“一向的离间阴谋”
，所以并未及时转交。当邱吉尔得知克里普斯在4 月19日才通过维辛斯基之手把他
的信交给斯大林时十分恼火。克里普斯的担心果真成了现实，斯大林正是把这封信
看作一种离间行为。后来克里普斯抱怨：“不仅是斯大林，连莫洛托夫也想方设法
回避与我见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愿与邱吉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
且最害怕德国人知道他在和邱吉尔通信。”
斯大林倾向于把所有有关德国可能人侵的情报，无论来自哪个消息来源，都看
作是英国杜撰出的阴谋的证据。 4月17日，驻布拉格情报总局间谍头目向莫斯科报
告，希特勒准备在6 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条消息是德国的一名身居高位的军官提供
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达”工厂（位于比尔森市，是一个重型机械制
造联合企业一一译者注）总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这份情报按
情报提供者的指令交给斯大林时，他把报告退了回去，并在正文上端用红笔写下了
措词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国人的挑拨！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认为英国人图谋不轨，他们不过是想挑起苏德的矛盾。这种盲目、
狂妄的偏见与敌视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 为了将斯大林引人歧途并顺利完成
“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德国最高指挥部经常故作声势，指责英国之所以散
布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要“搅混井里的水”。这种“英国阴谋”理
论没想到还真被一件突发事件给弄得难以辩别真假。1941年5 月10日，希特勒的副
手，发了疯的鲁道夫·格斯意外地飞到了苏格兰。一般认为，格斯受卡尔·豪斯浩
弗教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多年影响，而后者十分主张建立英德联盟共同对付苏
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