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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
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
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
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
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
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 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 月，他当上财
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
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
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
预计价值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
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 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
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 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
％，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
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
“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
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
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
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
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
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
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
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
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
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
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
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
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
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
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
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
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
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
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
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
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
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
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
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
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
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
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
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
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
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
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
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
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
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
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
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
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
“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
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
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
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
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
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
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
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
·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
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
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 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
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
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
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
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
“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
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
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
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
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
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
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
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
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
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
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
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
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
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产
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
·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
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
第九章 控制东欧
（1944～1948）
斯大林认为，贝利亚的大帝国在战争年代的膨胀导致了贝利亚本人拥权过重。
1946年初，贝利亚进了政治局，并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但与此同时，贝
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位置则被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代替，这个
像熊一样的家伙曾因保障三巨头会议有功，被不列颠帝国授予骑士荣誉称号。1946
年3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委员部”改组为“部”，分别
称为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称谓的变化，也意味着这两个机构地位的上升。此后不
久，贝利亚·梅尔库洛夫的嫡系也被从国家安全部首脑位置换了下来，取而代之的，
是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和科鲁格洛夫一样；此人也不属于贝利亚的
“高加索黑手党”。但是如果斯大林以为阿巴库莫夫能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
里的影响的话，那这一次他可就错了。赫鲁晓夫确信，阿巴库莫夫很快就成了“贝
利亚的人”。如果不事先同贝利亚商量，他从不向任何人乃至斯大林报告任何东西。
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作风以残酷、贪婪著称，但对自己的部下，他却亲切有加，
关怀备至。大概正是阿巴库莫夫担心自己在契卡的历史功绩里处于次要地位而下令
从国家安全部军官俱乐部纪念室搬出那些神圣的纪念品——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画
像和军便服。阿巴库莫夫是俱乐部夜生活的常客，他去那儿和朋友们打台球，并在
一个专门提供的单间里同情妇睡觉，那里面有的是进口饮料，法国化妆品。国家安
全部出国回来的军官，利用昂贵的礼物向阿巴库莫夫表示敬意，这已成了传统。叛
逃者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他在维也纳给头儿先后买过童车、裙子，价值10万卢
布。阿巴库莫夫1951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在给他定的罪名中就有“道德败坏”
和“贪污”。
阿巴库莫夫能爬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宝座，得益于他在“斯梅尔什”的成就。
这是1943年 4月重组的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机构”，他当时在军队中从事
反间谍工作。当时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间谍机构领导人会议，“斯梅尔什”组织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设立的。官方文件证明，最初有人建议叫“斯梅尔涅什”——来
自战争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消灭德国间谍”。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叫法：
“说老实话，我们干嘛要只对待德国间谍？难道别的国家的间谍机构就不针对
我们国家吗？还是泛泛地叫‘消灭间谍’为妥，或干脆叫‘斯梅尔什’（即“消灭
间谍”的俄语缩略读音——译者往）”。
然而“斯梅尔什”的任务却不仅仅限于破获外国间谍，它还在一大批情报员的
帮助下肩负监视、调查军队中不满分子和投降分子的使命。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
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这次又把“斯梅尔什”的领导大权也抓在了自己的手中，由
此来看，“斯梅尔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斯梅尔什”查出了那些通敌的嫌疑分子，镇压了民族
主义反对派。到战争后期，把调查500 多万被遣返的苏联被俘公民的任务也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