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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斯梅尔什”查出了那些通敌的嫌疑分子，镇压了民族
主义反对派。到战争后期，把调查500 多万被遣返的苏联被俘公民的任务也纳人了
“斯梅尔什”的职权范围之内。而英、美反间谍机构竭力想在盟友面前完成自己的
使命，也经常参与这种野蛮的遣返工作。其中，有两百万的苏联公民就是这样被强
行遣送回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被投进了监狱，简直就等于把希特勒的监狱换
成了斯大林的监狱。而苏联官方历史对此却闪烁其词，只承认“斯梅尔什”是带着
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了那些经历了德国集中营磨难的苏联被俘军人。事实上，
当时几乎把所有这类人都当作了逃兵。1945年6 月，美国驻苏大使阿维烈·加里曼
曾向国会报告： “当俘虏回到莫斯科他们的家时，大使馆所知道的只是……运送被遣返人员的
车队途径莫斯科继续东进，当列车停在莫斯科站时，‘旅客’们被剥夺了与外界的
一切联系。”
一些人经“斯梅尔什”简单审讯后就被枪决了，大多数人被关进了北极圈附近
的集中营，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 被美国遣返回国的弗拉索夫将军及其
“俄罗斯解放军”战士也未能逃脱这可怕的命运的召唤。弗拉索夫是莫斯科保卫战
的将军之一，1942年被俘，后来曾抨击苏联政体是十月革命残暴的畸型儿。他所领
导的、由苏联被俘人员组成的志愿军，1945年曾在东线与德国人浴血奋战。遣返弗
拉索夫部队的美国士兵动用了催泪瓦斯，不少战士为了表示抗争，甚至自缢身亡，
或用其它方式自杀。在遣送弗拉索夫回国时，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
季正好在莫斯科，他后来这样写道：
“苏联竭力要通过弗拉索夫这个例子表明，等待变节者的是什么下场。弗拉索
夫是被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至死的，苏联甚至还向全体人民详细描述了他死去的过程
以及他临死前挣扎了多长时间。他那支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也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处
死……”1946年，“斯梅尔什”表面上被取消了，但它的职能却转到了国家安全部
第三局。正如官方历史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的后几年，“斯梅尔什”的任务甚至同
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在于帮助被解放国家的人民建立和巩固自由的地方政
体形式”，换言之，即保障沿苏联西部边境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这项使
命也是后来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1944年，在与南共党
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斯大林对一句中世纪格言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谁执
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
“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谁夺到领土，谁就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
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只要他的部队足以做到这一点。舍此别无他途。”
“人民民主”制度逐渐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当然，实现的途径并不完全一样，
有的靠武力，有的靠智取，在这方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起了关键
作用。那些帮助苏联在自己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都是钻营之徒、
暂时得势者，他们违心地承认，只有苏联的力量能够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每
一个东欧国家里都有一些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他们笃信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如第
一代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头一个五年中对这种选择的迷信一样。
后来成了斯大林公开法庭牺牲品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格奥尔吉·霍多斯写道：“对一
名为全人类服务、为美好未来的诞生而努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是多么幸福。二
战的梦魔过后，秩序似乎建立起来了，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秩序啊……，我
们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共产党人
眼中，这不是一位冷酷、多疑、病态的暴君，而是一位神奇的英雄。他栩栩如生地
向“朝拜者”们描述着世界的美妙前景。战争末期，甚至连吉拉斯和大多数南共党
员也都把自己视为是真正斯大林主义者。吉拉斯说：
“斯大林毫无疑问是天才里的天才，不仅如此，他还是新社会的思想和希望的
化身。这种对斯大林，同时也几乎对所有苏联人的崇拜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和范围…
…这些共产党员中，不乏修养高深、通晓文学、哲学的人，但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
狂热接受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表达那些思想时所具有的‘完美’。我本人曾多次
谈到他的文体像水晶一样明晰，谈到了他的哲学的深度以及他的评论的现实性，似
乎这些都是睿智的表现。”
斯大林与其盟友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源于波兰的政治改革。在波兰这种热情
是罕见的。“共产主义”，1944年斯大林说，“不适于波兰人。他们的个人主义、
民族主义观念太顽固。”波兰共产党是两次战争之间欧洲几个影响较小的政党之一。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波兰人自己同胞都这么认为。在波兰国内，党的活动是地下的，
许多武装组织的战士也遭被捕，而那些跑到莫斯科的人，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可怕的
命运——“大恐怖”期间，他们几乎全被清洗。活下来的只有那些被关在相对安全
的波兰人监狱里，像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这样的人以及少
数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帮助屠杀自己同胞的人。这样，波兰共产党实际上已名
存实亡了，于是共产国际在1938年宣布波共正式解散。
战争期间，波兰抵抗力量的中坚是克拉约瓦军。它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始终
为了波兰被瓜分以及斯大林的压迫而对苏联耿耿于怀。当1939年德国人打进波兰以
后，斯大林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的时候。1941年12月，一小批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波兰间谍在马尔采里·诺沃特科、博列斯拉夫·莫洛热奇和帕维尔·芬代尔率
领下空降到波兰，旨在重建战前政党，但这次却冠以新的名称——波兰工人党。芬
代尔与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取得了联系；让他担任党的华沙市委书记。诺沃特
科身负另一个秘密使命一搞垮克拉约瓦军。他奉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向盖世太保
提供了一些克拉约瓦军士兵名单。毫无疑问，诺沃特科同盖世太保的接触是内务人
民委员部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后来，莫洛热奇把诺沃特科作为叛徒枪毙了，而莫洛
热奇本人也被党的法庭判了死刑。芬代尔后来也被盖世太保杀害，这就为哥穆尔卡
登上波共总书记的宝座开辟了道路。他并不是斯大林的人，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也是
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遭到破坏时坐上的。哥穆尔卡以共产主义地下民警队的名
义组建了“人民近卫军”，这支队伍应该是克拉约瓦军的对头，因为党的领导层都
明白，他们要想取得政权。与其说需要国内的支持，不如说是需要有苏联的支持。
党的优秀思想家阿尔弗雷德·兰佩1943年去世前不久写道：“什么样的波兰才会不
是反苏的呢？”
1944年7 月23日，斯大林在卢布林组建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目的在于使它
成为未来傀儡政府的核心。当红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苏联电台就号召人民拿起
武器：
“一钞钟也不要耽搁……华沙人民，拿起武器！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为自由
而战！”8月1日，克拉约瓦军武装暴乱，华沙人民英勇战斗了两个月，可维斯瓦河
对岸的红军却作壁上观。而等百余万波兰人阵亡了近四分之一时，斯大林却撤了一
些领导的职务。称这些人是“一小撮钻营的刑事犯”。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拒不
允许那些从意大利起飞、为叛乱分子运送食品的英美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而且拒
绝为负伤的机组人员提供医疗帮助。对华沙起义的镇压，解决了共产党人的心腹大
患——克拉约瓦军。待克拉约瓦军溃退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
小分队，其任务在于扫除克拉约瓦军残余。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支小分队的指挥，
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个子不高，
很敦实，是一个残忍、狂热、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是他监督执行从高加索
的大迁移。为了查出克拉约瓦军士兵，谢罗夫想了许多高招：从培养波兰工人党分
子到截获、破译无线电通信。1945年1 月，当卢布林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的
时候，克拉约瓦军已正式解散。一部分士兵转人地下，也还有一些人倒向了共产党，
但大多数人都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那种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要清除异党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波兰设立分支机构。
新成立的组织叫波兰安全局，头子是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此人最初任卢布
林委员会中一个部门主任，后来——一直到1954年前——任公安部长。拉德克维奇
战前生于白俄罗斯，是共产党武装部队成员；和哥穆尔卡一样，他也在波兰监狱中
经受过磨难；他的残忍是同他那迷人的外表以及能言善变揉和在一起的。战后美国
首任驻波兰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恩1945年同他会见后写道：
“我们曾听说他总是竭力使与之交谈的人在心里产生恐惧感，然而同我们会谈
时，他举止相当坦诚、有礼。他长相标致、显然带有俄一犹血统，精心梳理过的头
发乌黑发亮，那张英俊的面孔透着智慧和活力。他从一个很合逻辑的话题谈了起来，
他说，法西斯给波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政府不得不从一位盟友那里寻求帮助。
英国和美国离得太远，而俄罗斯是波兰最近的一个邻居……他坦率地承认，俄国人
给他派来了200 名内务人民委员部教官，按照苏联模式帮助波兰组建安全警察。”
卢布林委员会刚刚成立，拉德克维奇即被召至莫斯科觐见贝利亚。而当他返回
波兰时，身边就多了两位护送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高级顾
问一一谢利瓦诺夫斯基和梅尔兹尼科夫将军，他们在谢罗夫的统一领导下监督波兰
安全局的组建。波兰安全局的诞生非常艰难。到1944年12月，共选拔了2500人，但
拉德克维奇向波兰工人党政治局抱怨说他们都太年轻，没经验，他们的领导也太懦
弱。然而他的副手，内务人民委员部见习间谍罗曼·罗姆卡夫斯基，却称新组织针
对克拉约瓦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摧毁了他们在各省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甚至
收到机秘情报：红军的占领和抢掠使局势复杂起来，（补充一点，虽然报告措词非
常尖刻。但是关于奸淫少女和妇女却只字未提），法西斯的暴行被苏联人的暴行所
取代。政治局委员、过去曾指挥过俄国的第一支波兰军队的西格蒙德·贝尔林格将
军在给哥穆尔卡的信中写道：
“贝利亚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而来自拉德克维奇
机构的罪恶因素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合法和非法的搜查中，人们的许多什物
都被顺手牵走；一些无辜的人被平白无故驱逐出境或投进监狱，像狗一样被拉出去
枪毙……没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逮捕他，会怎么处置他。”
在1945年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承认，波兰安全局已和内务
人民委员部一样处于失控状态：
“虽然没有人喜欢安全机构，但他们好像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推行自己的
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无人干涉……在我们的监狱里对待犯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安全
机构的工作人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结果，我们简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怜
的影子与帮凶。”
拉德克维奇忧心忡忡：
“安全机构现有11000 人，但这只占应有雇员的四分之一。危机的征兆正在机
构内部产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组织，不满情绪在滋长……、很难说我们到底从
俄国顾问那里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害处大。第一阶段他们帮助了我们，第二阶段就开
始给我们带来灾难。现在局势变了，暂时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必要。”
然而，能够决定内务人民委员部顾问去留的，却不是波兰人，而是莫斯科，可
斯大林本人并没打算让他们撤回。 在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整个东欧向
“人民民主”过渡过程中，苏联顾问监控的共产主义安全机构起了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