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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它主要负责搜集抵毁非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材料，以及往民族社会主义党、
人民党派遣间谍。该部下属有一个不大的处，人们只知道它叫RR委员会。它的主要
任务是从事各种各样的离间活动——小到在非共产主义政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喊一
些破坏性口号。从而使示威遭到取缔，大到在斯洛伐克制造“反国家的阴谋”。卡
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绝密档案之后得出结论： 无论是在F部，还是在RR局。国家
安全部派来的苏联顾问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共产党的主席（1946年任总理）克列缅特·哥特瓦尔德不相信国家安全局提交
的那份关于其它政党准备武装政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而且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
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都坚信敌人正企图将他们赶下台、并认为必须及
早进行打击。194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季纳联合非共产
党的部长们成立了一个不成功的委员会， 试图调查国家安来局的违法情况。4月19
日， 苏联副外长B·A· 佐林（前不久还是苏联驻捷克大使）来到布拉格，让哥特
瓦尔德断绝同非共产主义反对党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但他却拒绝接受住林
提出的请苏联干预的建议（卡普兰证明说，“这是哥特瓦尔德一生中唯—一次违背
苏联指示”）。4且20 日，来自主教徒、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社会分子的部长们辞
了职，他们还幻想重新组阁，重新选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留了下来。
为了避免重新组阁，哥特瓦尔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
共产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
监控下，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宣布实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产党的强压下，贝涅
什总统也未能挺得住，5 月，在舞弊选举中，共产党人夺权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
6 月，哥特瓦尔德取代贝涅什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本人后来却在斯大林的葬札上
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开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个在战后同莫斯科公开决裂的国家
（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如此步了后尘）。然而，大战结束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
南斯拉夫党的领袖和总理铁托元帅会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主要“关心”的对象之一。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共少数几个曾流亡莫斯科、熬过“大情洗”年代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靠苏联内务部的帮助成为南共总书记、未来的批评家米拉万·吉拉斯
曾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没有发现，在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中，铁
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对于一个处在非法地位的政党来说。与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党员如果具有这种联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铁托也曾在党报（《无产阶级》）上顺从地对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进行声
讨，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诉方式控告他们搞托洛茨基主义、背信弃义、搞派系、从事
间谍活动和反党活动等等。在战争年代，当铁托领导共产党游击队时，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部谍报人及约瑟夫·卡化尼奇（化名为瓦兹托赫）担任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无
线电报务员。在战争结束时，吉拉斯写道：“苏联侦察机关对铁托表现出了异乎寻
常的兴趣。”
当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尽
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义，然而，他还是写道：
“事情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有意反苏，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
如果不信任社会主义，那么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不能团结一致。斯大林和苏联是他
们的基石，是他们的精神核心。”
西方国家经常称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头号附庸国，斯大林对铁托也是另眼相看。
1946年，铁托去莫斯科参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礼，斯大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年的“领导同志”回忆起此事时说道：“他们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所有人都喜
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
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
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
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
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
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
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
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
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
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
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
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
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
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 月，他任内
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
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
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
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
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
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
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
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
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
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
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
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
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
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人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
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
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
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
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
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
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
在公审后被绞死。
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
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
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
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
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
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
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
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
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
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
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
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
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
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
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
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
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 月28日开会，决
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
“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
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
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
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
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
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
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
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
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
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
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
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 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
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
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
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
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
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
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
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
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
“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
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
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
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