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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
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
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
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
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
次花光，因为今后3 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
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
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
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
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
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
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
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
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
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
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
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
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
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
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
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
“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
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
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
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
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
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
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 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
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
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
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
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
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
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
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
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
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
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
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
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
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
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
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
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
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
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
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
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
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
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
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
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
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
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
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
·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
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
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
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
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
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
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
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
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
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
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
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
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
……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
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
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
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
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
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
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
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
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
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
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
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
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
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
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
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
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
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
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
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
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
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
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
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
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
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
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
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
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
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
“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
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
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
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
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 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
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
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
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
·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
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
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
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
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
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