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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
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
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
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
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
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
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
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
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
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
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
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
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
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
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
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
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
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
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
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
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
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
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
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
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
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
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
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
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
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
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
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
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
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
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
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
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
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
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
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
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
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
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
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
局） 的人事变动、 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
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
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
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
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
“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
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
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
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
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
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
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
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
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
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
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
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
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
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
成的。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
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
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
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 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
“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
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
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
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
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
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
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
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
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
足感。
1960年6月25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
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
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 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
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
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
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
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
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
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
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
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
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
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
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
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
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1961年5月1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
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一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
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
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 个孩子的父
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一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
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
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 名安
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
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
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
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
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
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
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 美元，他却供养
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
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
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
并未引起多大怀疑。 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
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 月，他被调到福尔特一米
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 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
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 天后，他像4 个月后
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
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
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
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人们得到丹莱普自杀的死讯那天，另外一名原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