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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隐退是因为“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闻界
对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去世的简短讣告。在
讣告中只称他为一名“领取养老金者”。
因为参与废黜赫鲁晓夫有功，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职务上均得到提升。谢列平
成为主席团成员。越过通常的候补委员一级，而谢米恰斯内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尽管很多
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对他的任命是临时的，但他却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权时间最
长的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那些年，被称为“停滞时
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关中保守的多数派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
变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盲目实验和频繁的机构改组的稳定时期的开始。 1956年一
1961年，赫鲁晓夫撤换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书记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队伍稳定”原则，这实质上保证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稳的
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稳定时期变成了“长老制”时期。从1966年主席团
恢复旧称政治局开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由56岁
提高到68岁。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
职位上去，同时保留他们的别墅、汽车和其他特权。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给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运动更然而止。
在谢列平的积极支持下，谢米恰斯内开始向苏联知识分子进攻，他们两人都认为知
识分子是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
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医生》一书。谢米恰斯内评论他说：“就是猪也不会在
食槽边拉屎。”从此以后谢米恰斯内在知识分子中就已臭名远扬了。1965年9 月谢
米恰斯内下令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他们曾在
1960年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后来也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敢于在西方发表自
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 月的公审会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反苏宣
传”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劳役。据说，谢米恰斯内甚至扬言要逮捕1000名知识分子
借以杀鸡儆猴。也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忧虑有些夸张，但却精确地反映了那
个时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铁腕舒利克’谢列平正在策划一场企
图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政变”。他后来这样写道。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日子屈指可数。谢列平由于担任负责“监督机构”的中
央书记之职已经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门客谢米恰斯内主管克格勃，这不仅使勃列
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忧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谢米恰斯内倒台的首
要原因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她获准出境参加她第
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产党员的葬礼。斯韦特兰娜一去不复返，苏联领导层认为谢
米恰斯内对此负有责任。除此以外谢米恰斯内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但没有帮助把
斯韦特兰娜弄回国，反而命令实施一个荒唐的劫持计划，导致被派到纽约监视阿利
卢耶娃的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 月首次提议撤
销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时，谢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 月这个问题重新拿到政
治局审议，当时谢列平正住在医院里，接受急性阑尾炎手术。勃列日涅夫这次预先
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被请去同政治局委员见面的索科洛夫宣
布了“解除谢米恰斯内职务” 的决定（这种说法当时很平常） 、他后来回忆说：
“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说没必要讨论，没有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高级官员实行“安慰”的政策，谢米恰斯内被安插到乌克兰
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负责体育运动。6 月谢列平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也被
降职，从负责监督机关（包括克格勃的中央书记一职）成为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
席。来到自己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发现自己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间
有一个“专用按摩室”，这是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对它的文明说法。谢列平感到极
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时间通奸，却得到升迁，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于是他
就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前任的各种传闻。“如果有过失的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心耿
耿，那么后者在这种问题上就会非常宽容。”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解职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彼夫成为最大的受
益者。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宠臣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和维克托·米哈伊洛
维奇·切布里科夫（未来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为副主席。任命安德罗波夫的最主
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关系”。1957年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回来后，
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关系方面的事务。他是第一位领
导克格勃的党内高级官员。从贝利亚开始，他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
主席。开始他是候补委员，197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人们认为，对安德罗波夫的任
命“标志着从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续的一场演变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关系变得
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
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
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
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
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
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
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
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
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
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
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
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
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
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
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
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
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
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
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
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
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
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
人忧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
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
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
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
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
将发生变化。8 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
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
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
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
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 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
“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
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
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
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
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
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
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
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
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
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
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
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
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
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
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
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
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
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
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
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
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
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
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
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
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
独钟。 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
“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
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
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