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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持证人无权涉人之地。通行证不准随身带往国外，在他国活动的人员要将
通行证保存在他所在的处里。极少有人参观访问总局，如果有，那必然是高层领导
人。第一总局的人员如需要和克格勃其他局的人员、政府官员接头，那么，他们通
常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个地方进行。
每天的工作在下午6点结束，所有汽车在6点15分离去。车发动前，司机们要从
车上摘掉线路号牌。当车队驶上归程时，警察要拦住所有的来往行人、车辆，以便
这些有权势的“乘客”畅通无阻地到家。
然而，尽管第一总局装有敏锐、精细的安全系统，但却无法解决食堂存在的问
题，至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位时是这样。从附近乡村招来的食堂工作及服务人员，
对食品的花色品种和精美十分惊讶，他们总是往口袋里塞一些，以便带回家去。他
们在出口受到搜查时，就扬言辞职。这样，不久以后搜查就取消了。显然，至今为
止，第一总局一直通过食堂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口袋供给当地居民食品。
大约在迁往亚谢涅沃前一年，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离开了他的工
作岗位，这把宽大、柔软的交椅他已坐了15年——打破了历史记录。接替萨哈罗夫
斯基的是早就得到他提拔的、53岁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此
人除了曾短期到过国外检查克格勃在那里的间谍活动之外，无任何国外工作经验，
他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不了解。然而，莫尔京在亚谢涅沃时却大摆阔气。当然，
他和第一总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乘坐自己的黑色“吉尔”和“伏尔加”轿车上
班。他们进人大楼时走特别入口，进人自己办公室时乘特别电梯。莫尔京的办公室
在二楼，带有卧室和洗澡间，宽敞舒适。尽管莫尔京曾是萨哈罗夫斯基忠实而精干
的副手，但在总局，对他的升迁仍有不少传言，说这是政治急速发展时期，安德罗
波夫需要身体更加强壮的人。1974年，莫尔京被提升为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工
业开发署管理总局局长，这个掌管科技发展的肥缺，通常都是由克格勃军官填补。 莫尔京之后，安德罗波夫提拔50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
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此人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得力干将。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
工作14年——和萨哈罗夫斯基在任时间大致相当，1988年，他荣升为克格勃主席。
在官方的影集中，这个鞑靼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嘴角下垂。此人很少露出笑容，
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他主持总局工作期间，总局呈现出独特的活力。他充满自信，
管理技能拥熟，政治嗅觉敏锐，他以狂热的忠于职守、完全缺乏幽默感而闻名。在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克留奇科夫从不偏离总局大会所起草的报告，从不漏掉
恰当的字眼，从不说俏皮话。1989年一名记者采访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什么是业
余时间吗？”“恐怕我根本没有业余时间”，他答道。
克留奇科夫喜欢强调自己的工农出身，常常回忆起他在工厂工作的年代。他是
函授法学院毕业生，当过侦查员和检察长。后来——正如克留奇科夫本人所言——
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外交学院毕业后，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5 年（1954
－1959年），在那儿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提拔而成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1959
年，安德罗波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管理部工作，克留奇科夫来
到他身边，一直工作到1967年。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谈到他生活中的这段时间时说：
“如今，挤入党的机关混饭吃成为时髦，而我却想说，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酉，
结识了许多卓越的忠于事业者，虽然到处都伴有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他在中央委
员会期间，政治艺术和阴谋运用得相当娴熟。1967年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后，
克留奇科夫领导书记处的工作，并得以允许接触克格勃的重大机密。大约在1971年，
他升任第一总局欧洲业务部副主任，三年后又取代了莫尔京。
克留奇科夫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热衷于体育活动。他手中经常握着一个小网
球，或是一个轻便拉力器，他的部下常常感到不解。在新落成的管理大楼内，克留
奇科夫有一私人体操厅，内设有按摩台，紧邻按摩台的是他专用的芬兰式蒸汽浴室
——有时他邀请克格勃的将军们来此。一次夜班时，克留奇科夫的一个书记处委员
陪同戈尔季耶夫斯基参观了该蒸汽浴池，浴池之豪华为他平生所未见：浴池用名贵
的芬兰板而非俄罗斯松木板镶包；雅致的灯具及其它附属设备都是在瑞典专门定做
的；墙上挂着进口的松软的浴巾和浴衣。显然，克留奇科夫对于花在私人浴室上的
外汇是毫不吝啬的。紧挨体操厅和浴室的是食堂，但内无酒吧，因为克留奇科夫本
人滴酒不沾，并禁止已接到出国命令的人喝酒，这弄得第一总局中那些嗜酒如命者
异常沮丧。
克留奇科夫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的最大遗憾是，他对如何在西方生活和从事间
谍活动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72年受政治情报机构指令前往哥本哈根时，
第一次见到克留奇科夫，当时克留奇科夫已是莫尔京的副手。他问戈尔季耶夫斯基：
“请问，您打算如何在丹麦建立联络网？”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刚从C 局（负责
从事地下活动）过来，于是就信口雌黄，开始说一些幼稚荒谬的话，没说上两句就
被克留奇科夫打断了，他“独白”一通，再也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以插话的机会。
实际上，克留奇科夫把问题阐述得更糟，因为在有关西方社会情况方面他简直就是
一个白痴，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一套套的僵死的教条和阴谋理论。第一总局中两个天
才的英美政治问题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1980年被迫离职，
因为他们正是冒犯了克留奇科夫的这种阴谋理论。在第一总局，由于克留奇科夫喜
欢阿谈奉承，因此在他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批善于溜须拍马者。
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
苏。理查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
克松又第二次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
的总数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
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
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
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
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
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
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
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
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
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
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
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
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
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
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
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
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
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
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
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
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
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
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
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
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
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
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
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
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
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
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
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
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
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
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
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
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
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
“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
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
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
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
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
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
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
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
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
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
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