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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代表团团长后，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他受埃文先的推荐，被任命
为代表团副秘书，这样，他就成了苏联北极地带（主要是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
部门间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情报来源。1977年苏挪巴伦支海边界线谈判时，他不仅
为克格勃通报挪威的谈判立场，而且作为一个在挪威代表团中工作的苏联间谍施加
了各种影响。1977年7月1日，苏挪签订巴伦支海协定。后来，挪威国内对政府在谈
判中对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季托夫由于“哈维克事件”于1977年被调离挪威，此后两年内他在总部作克留
奇科夫的助手， 并像以前向特列霍利特“进攻” 时一样，阿波奉承克留奇科夫。
1979—1984年，他任第一总局三处处长，主管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
国及亚洲一澳大利亚地区的事务。他认识到特列霍利特是他官运的决定因素，所以
他就说服克留奇科夫让他还抓此事。于是，他继续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特列霍利
特定期会面（这两个城市是克格勃与其欧洲间谍会面的老地方），而大部分在本土
的例行“接头”任务，基本上是由克格勃驻奥斯陆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尔·日任和
亚历山大·洛帕京来完成的。
1978年岁末，特列霍利特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这份任
命对克格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挪威已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特列霍利特
走之前，季托夫在赫尔辛基介绍他与日任认识，因为日任即将成为特列霍利特在纽
约的“老板”。他们约定以后在餐馆接头，或者在联合国代表团休息室彼此借读报
之机传递便条。在纽约的工作进展不错，只是特列霍利特常抱怨说，日任选择的餐
馆条件不好。
由于纽约自由散漫的生活，特列霍利特不再小心谨慎地“工作”。他开始倒卖
金银，为自己买了一匹马，常抛头露面去参加比赛。1982一1983年，他得到了接近
挪威国防研究所工作的许可，于是搞到了不少北约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
因此，后来在法庭上，公诉人把他在这个研究所比作“雉鸡巢中的狐狸”。要知道，
北约战略上一直把挪威视作“北方的门户。”
美国一海军官员把苏挪交界处的科拉半岛称作“地球上的一块无价的不动产”。
苏联把规模巨大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了摩尔曼斯克。而北约也毫不动摇地认定：一
旦大西洋爆发战争，首先会在挪威打响，苏联就会试图占领挪威，从而把自己的潜
艇从挪威各峡湾造出投入战斗。
主要是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当特列霍利特在纽约活动时，挪威国家安
全部已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监视。尽管挪威当局根据已有证据，尚不足以
把特列霍利特赶出国防研究所，但他以后几次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季托夫的接头
都被监控起来了，连他们在维也纳的漫步都被藏在儿童推车里的照相机偷拍了下来。
照片上，矮小壮实的季托夫挥动着双手，而瘦高的特列霍利特友善地微笑着。1984
年年初，季托夫终于实现了终生夙愿——升为克格勃将军，在这件事上，特列霍利
特的功劳要比季托夫本人的大得多。也正是在那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访问奥斯陆，挪威外交部任命特列霍利特为新闻专员。11月20日，星期五，早上，
在舒尔茨离挪之前，特列霍利特就赶到奥斯陆机场，准备搭乘12点45分的航班飞往
维也纳与季托夫碰头。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有66份外交机密文件。他坐在候机大厅时，
被挪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尔努利夫·拉夫杰逮捕。与此后报纸上的渲染不同，在
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悲剧性的事件。正如托夫杰所说：“特列霍利特当时很
平静，一句话没说。我们给他戴手铐时勿需拧着他的双手。他被带出旁门，塞进早
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送到了警察局。”
特列霍利特1985年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只不过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法庭认为他这是“过分夸张和夸耀”。季托夫极力培养了特列霍利特的自负，终使
他变得荒唐可笑，以至连他自己也确信，他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桥梁。季托夫还同样
极力纵容他的贪婪。后来，法庭侦讯人员从特列霍利特住处搜出并没收了100多 万
克朗，这些钱都是他间谍活动的报酬。显然，“100万 ”还是降低后的数字，因为
特列霍利特除从克格勃拿钱外，还曾收到过伊拉克情报机构寄来的5万美元。
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特列霍利特再早几周被逮捕，那么，季托夫就与将
军肩章无缘了。克留奇科夫一得到特列霍利特被捕的消息，就立即把季托夫打发到
东柏林，担任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第二把手。同去的还有负责特列霍利特一
案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罗夫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一年后，特列霍利特被
判处20年监禁。
1981年，当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所有职务时，总部在
斯堪的纳维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间谍” 。在此之前，克格勃在芬兰共招募了160
名间谍和“可靠的联系人”——这比第一总局三处在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克格勃
赫尔辛基情报机构负责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夫及其对手弗拉基米罗夫·索博列夫
大使断言，吉科宁辞职后，接替他的肯定是他的同伴、中心党（前农业党）的阿赫
季·卡里亚莱年。这一次，驻外情报机构没有再犯像在吉科宁事件中的那种错误，
即把卡里亚莱年称为自己招募的间谍。卡里亚莱年被称为“机密联系”，但克格勃
并没怀疑，将来对他能施加巨大影响，克格勃甚至称他是“我们的卡里亚莱年”，
或者“我们口袋中的人”。
被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第一总局中芬兰事务的首席专家。最优秀的分析家的
阿尔贝特·彼得罗维奇·阿库洛夫曾预言，卡里亚莱年“醉鬼”的名声，会导致他
在党派选举中失败。弗拉基米罗夫对阿库洛夫的预言不予理睬，偷偷跑到中心党主
席、外交部长帕沃·维亚里年那儿说，苏联支持卡里亚莱年，而反对现任首相、社
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卡里亚莱年曾写到：“弗拉基米罗夫告诉维亚里年，
他要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中的影响来支持我。”他坦诚地向维亚里年说道：
“苏联为我的选举能做些什么？”……“弗拉基米罗夫发展了国家经济合作思想，
形成了于我更有利的局势。”但是，正如阿库洛夫所预言的，尽管有弗拉基米罗夫
的积极努力，卡里亚莱年在中心党候选人提名时就被淘汰了，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
毛诺·科伊维斯托在1982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总统宝座。
70年代，在瑞典的所有领导人中，克格勃对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寄予
厚望。在1969年帕尔梅当上首相之前，总部对他并未特别注意。后来，他在指责越
南战争时的能言善辩、呼吁西方国家削减军费开支、支持第三世界的进步运动马上
引起了苏联的关注。 总部制定了把他招募为有影响的间谍的计划， 并于1972年派
《新闻》出版社社长、会说瑞典语的拉脱维亚人、克格勃间谍H·B·涅伊兰德前往
斯德哥尔摩。涅伊兰德和帕尔梅的母亲是同乡，因此，他以“根”都在拉脱维亚这
一点很快与帕尔梅拉上了朋友关系。他安排帕尔梅到拉脱维亚的祖居地作短暂旅行，
还同帕尔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顾问会面。总部也尽一切可能，努力使苏联的政策
和涅伊兰德的言行引起帕尔梅的好感。1976年帕尔梅下野成为反对党后，他在裁军
方面似乎更倾向于苏联的政策， 而不再考虑美国的政策。 为了研究裁军问题，于
1980年成立的帕尔梅委员会，由于批评美国的立场，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
涅伊兰德在给总部的工作报告中；极力渲染帕尔梅对苏联政策的日益好感。克
留奇科夫在定期给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的报告中说，虽然帕尔梅没被完全招募，但
他却服从于克格勃的权威。显然，第一总局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绩。涅伊兰德同
帕尔梅的定期接触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他与克格
勃之间有着某种瓜葛。而瑞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也令人惊讶，竟然没有发现涅伊
兰德影响帕尔梅的政治方针的任何证据；无论这种影响存在还是不存在，只是到了
1980年涅伊兰德离开斯德哥尔摩后，才能说这种影响完全消失了。涅伊兰德的继任
者不善于博得帕尔梅的信任，因此，克格勃也就难以再接近他了。总部虽然欢迎帕
尔梅1982年重新执政，并赞赏他在自己第二次任首相期间（1986年被暗杀）支持苏
联的裁军政策，但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信仰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政治家。
7O年代仅剩的最后一点缓和成果，随着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成为历
史。1978年1 月共产主义政变时，共和国领导人穆罕默德·达乌德及其全家都被杀
死，于是，在阿富汗共产党巴尔查姆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哈利克派领导
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之间展开了对总统宝座的争夺，莫斯科总部支持曾是多
年的克格勃间谍的卡尔迈勒。可是塔拉基在许多方面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占有
很大优势。而且他和勃列日涅夫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会面，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对卡尔迈勒的支持只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1979年9 月，塔拉基被副
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杀害，莫斯科对此事视而不见，反而祝贺阿明的“当选”，并
向他表示，苏阿兄弟般的关系将来在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会得到巨大
发展。可是总部不久便清楚阿明的末日已经不远。驻喀布尔情报处报告说，阿明的
反对派，伊斯兰领袖非常残忍，阿富汗军队内的叛乱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都已对
他构成极大威胁。
与克格勃所有反对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一样，除掉阿明的计划是经过政治局
讨论的，政治局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奥列格·利亚林1971年逃到西方后说，第一
总局内有一个从事暗杀活动的处，后来经过改组后，其职权转给了从事秘密活动的
C 局八处。八处挑出了阿塞拜疆人米哈伊尔·塔列博夫中校去除掉阿明。塔列博夫
曾在喀布尔活动多年，能装扮成阿富汗人。1979年晚秋。他带着八处给的毒药到了
喀布尔，扮成一个阿富汗厨师，在总统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据几年后从 c局
逃跑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说，“阿明的小心谨慎不亚于博尔吉家族，他时常变
换食品和饮料，似乎很害怕有人会毒死他”。
塔列博夫毒死阿明的计划没有成功，而阿富汗的局势却继续恶化。克格勃喀布
尔情报机构活动于阿富汗行政机关内部的间谍报告说，如果不除掉阿明，反苏的伊
斯兰共和国很快就会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个要求武力介入阿富
汗，不允许苏联的邻国放弃社会主义。但是，比苏共中央国际部更了解西方和第三
世界立场的莫斯科总部和外交部认为武力入侵是不可取的。
安德罗波夫同第一总局的观点一致，起初也不同意苏联军队侵犯阿富汗，但随
着阿明下台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他的观点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
著作中说，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可靠的共
产党政府，安德罗波夫开始从这件事中找寻经验。
总部认为，最终采取军事介入的决定，在政治局不会引起严重分歧。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像一年前击败伊朗沙赫（国王）那样战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
军事介入的决定性理由。“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威信扫地，后果不堪设想。苏联
不能去冒这个险”。因此，通过武力入侵阿富汗的决议并没有征求政治局候补委员
们的意见。后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两人于1979
年11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证明说，他们最初是从报纸和广播得知苏联入侵阿富
汗一事的。
1979年圣诞之夜，苏联军用运输机开始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大批军人和装备，
每3 分种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和降落，苏联的后备部队从陆路向阿富汗集结。12月27
日晚，苏联的装甲兵纵队从机场向总统府推进，纵队由第一总局八处在巴拉希哈的
特别训练中心主任、上校博亚里诺夫率领的克格勃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