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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计我们离陆地有多远了。他说，据他最精确的计算，至少有一百里路。我告诉他，他肯定多算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因为我掉进海里时，离开我来的那个国家还不到两个小时。听我这么一说，他又开始认为我的脑子有毛病了；他暗示我，我是神经错乱，劝我到他给我预备的一间舱房里去睡觉。我告诉他让他放心，他这么友好地招待我、陪我，我早已恢复过来了，神志也跟平时一样完全清醒。他这时却严肃起来，说想坦率地问我一句，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大罪，按照某个君王的命令受到惩罚，把我丢到那个柜子里面，就像别的一些国家对待重罪犯那样，不给食物，强迫他上一只破船到海上漂流；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我还能心神安宁吗？他说虽然很懊恼把这么一个坏人搭救上船，可他还是说话算话，一到第一个港口就送我平安上岸。他又补充说，我一开始对水手们尽说胡话，后来又对他去讲，什么小屋，柜子，加上我吃晚饭时神情举止都很古怪，他就越来越怀疑了。
我请求他耐心听我讲我的故事。我把自己最后一次离开英国到他发现我那一刻为止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事实总是能说服懂道理的人。这位诚实而可敬的先生有几分学问，头脑也很清楚，他很快就相信我是坦诚的，说的都是实话。但为了进一步证实我所说的一切，我请求他吩咐人把我的橱拿来，那根的钥匙还在我的口袋里（他已经把水手们怎么处理我那小屋的情形都告诉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把橱打开，把我在那个国家收集到的那点珍奇玩意儿拿给他看。说来也真怪，我居然得以从那里被救了出来。这里面有我用国王的胡子茬做的一把梳子；还有一把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不过是装在王后剪下来的一片大拇指指甲上，我用那指甲做了梳子的背。还有几根缝衣针和别针，长度从一英尺到半码不等；四根像细木匠用的平头钉一样的黄蜂刺；王后梳下来的几根头发；还有一枚金戒指，那是王后有一天特别客气送给我的；她把戒指从小指上取下，像套项因似地把戒指一下扔过来套到我头上。为了报答船长对我的款待，我请他收下这枚戒指，可他坚决拒绝了。我又拿出我亲手从一位皇室侍女脚趾上割下的一只鸡眼给他看；它有一只肯特郡＇注＇生产的苹果那么大，长得很坚硬，我回英国后把它挖空做成了一只杯子，还用白银把它镶了起来。最后我还请他看了我当时穿在身上的裤子，那是用一只老鼠的皮做成的。
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肯接受我的任何东西，只是有一颗仆人的牙齿，我见他十分好奇地在那儿仔细端详，觉得他很喜欢，就硬劝他收下了。他千恩万谢地接了，这么一件小东西其实不值得他这么道谢的。那牙齿是一位技术不熟练的外科医生从格兰姆达尔克立契的一个害牙痛的仆人嘴里错拔下来的，它其实和他嘴里的其他牙齿一样是好好的，我把它洗干净，放到了橱里。牙齿有一英尺长，直径四英寸。
船长对我这一番简单明了的描述十分满意。他说他希望我们回英国后我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公之于世。我的口答是：我觉得我们写旅行的书已经太多了，现在不来点别出新裁根本就不行。我因此很怀疑一些作家考虑的不是什么真实性，而是他们自身的虚荣心和利益，要么就是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欢心。我的故事却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件，别的很少，我不会像大多数作家那样，笔底下尽是些关于奇怪的草、木、鸟、兽，或者野蛮民族的野蛮风俗、偶象崇拜等等华而不实的描写。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并答应他考虑写书的事。
他说，有一件事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都耳朵有毛病？我跟他说，两年多来我一直这么说习惯了。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和水手们说话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不过我听还是听得蛮清楚的。在那个国家里，我说话就像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跟另一个从教堂的塔顶向外探望的人说话一样，除非他们把我放在桌上，或者托在什么人的手上，说话声音才不必那么响。我告诉他，我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刚上船那会儿，水手们全都围着我站着，我都以为他们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小人儿呢。真的，我在那个君王的国土上的时候，两眼已经看惯了庞然大物，一照镜子就受不了，因为相形之下，实在自惭形秽。船长说我们一道吃晚饭时，他就发觉我看什么东西都带一种惊奇的目光，好像总忍不住要笑似的，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认为我有点神经失常。我回答说他讲得很对。我看到那菜盘子只有三便士银币那么大，一条猪腿几乎不够一口吃的，酒杯还没有胡桃壳大，我怎么能忍住不笑。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他的其余家用器具和食物形容了一番。我在为王后效命时，虽然她吩咐人给我预备了一整套小型日用品，我却一门心思只在我周围看到的那些大东西上，就像人们对待自己的错误一样，我对自身的渺小故意视而不见。船长很能领会我这善意的嘲笑话，就轻快地引用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来回敬我，说他怀疑我的眼睛比肚子还大，因为我虽然饿了一天了，他却发现我的胃口并不怎么好。他还继续往下开玩笑，坚决说他乐意出一百英镑看鹰叼着我那小屋，再从极高的空中把它丢进海里。他说那情景一定惊心动魄，值得写下来传之后世；那和法厄松＇注＇的故事显然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我却不大欣赏他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船长前面是在越南的东京，这时正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船正朝东北方向行驶，方位北纬四十四度，东经一百四十三度。但是我上船后两天就遇到了贸易风。我们向南航行了很长时间，又沿新荷兰＇注＇海岸航行，之后一直走西南西的航线，再改走南南西，直到绕过了好望角。我们一路上十分顺利，我就不再把每天的航行日记拿到这里来费读者的神了。船长在一两个港口停了船，派人坐长舢板前往采购食品和淡水。不过我在到达唐兹锚地前一直没有下过船。我们于一七○六年六月三日到达唐兹锚地，这时离我脱险大约已有九个月了。我提出留下我那些东西作为我搭船的费用，但船长坚决表示他分文不收。我们亲切话别，同时他答应以后上瑞德里夫我家里来看我。我还问船长借了五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位向导回家而去。
一路上，我见到房屋、树木、牲口和人都小得很，就开始以为自己大概是在利立浦特。我怕踩倒我所碰到的每一个行人，常常高声叫喊要他们给我让路。由于我这样无礼，有一两次我差点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向别人打听后才找到了自己的家。一位佣人开了门，因为我怕碰着头，所以就像鹅进窝那样弯腰走了进去。我妻子跑出来拥抱我，可我把腰一直弯到她的膝盖以下，认为如果不这样她就怎么也够不到我的嘴。我女儿跪下来要我给她祝福，可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站着仰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处，所以直到她站起身来，我才看见她，这时才走上前一手将她拦腰抱起。我居高临下看了看佣人和家里来的一两个朋友，好像他们都是矮子，我才是巨人。我对妻子说，她太节省了，因为我发现她把自己和女儿都快饿得没有了。总之，我的举动非常不可思议，大家就同那船长初见我时一样，断定我是神经失常了。我提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习惯和偏见的力量是很大的。
事隔不久，我和家人及朋友就趋于正常，彼此理解了，可是我妻子坚称我再也不能去航海了。不过我命中早已安排好是要受苦的，她也无力阻拦我，这一点读者以后就可以知道。我的不幸的航行的第二部分就写到这里吧。
《格列佛游记》作者：＇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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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第一章
作者开始第三次航海——为海盗所劫——一个心肠毒辣的荷兰人——他抵达一座小岛——他被接入勒皮他。
我在家呆了还不到十天，载重三百吨的大船“好望号”的船长，康沃尔郡人威廉·罗宾逊来到了我家。他以前在另一艘船上当船长，那船四分之一的股份是他的。我曾在他的船上当过外科医生，跟他一起到过黎凡特。我俩就像兄弟一样，好像我并不是他属下的船员。他听说我回来了，就来看我，我原以为那只是出于友谊；老朋友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互相看望一下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他不断地来访，说他见我身体很好感到非常高兴，问我是否就这样安顿下来过日子了。他故意说，打算大约两个月之后去东印度群岛一带航海。一直到最后，虽然也说了几句抱歉的话，但还是明白地向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到他船上去当外科医生。他说，除两名助手外，他手下还有一名外科医生，薪水也比一般的多一倍。他知道我有丰富的航海知识，经验至少和他不相上下，所以他无论如何可以保证采纳我的意见，真好像我可以和他一道指挥这船似的。
他说了很多客气话，我也知道他人很老实，就没办法拒绝他的邀请了。虽然我过去有过种种不幸的遭遇，但我要看看这个世界的渴望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强烈。剩下来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怎样说服我的妻子。不过我最终还是征得了她的同意，她替她儿女们的前途着想也就答应让我去了。我们是在一七○六年八月五日启航的，一七○七年的四月十一日到达圣乔治要塞＇注＇。因为不少水手都病了，我们只好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让他们休整恢复一下。接着我们从那里开往越南的东京。但是由于船长想买的许多东西还没有买到，就算在几个月内也不可能都办到，他就决定在那里呆上一段时期。为了能够支付一部分必要的开支，他买一艘单桅帆船；平时，东京人和邻近岛上的人做生意就坐这种船。他在船上装了一些货物，派了十四名水手，其中三名是当地人。他任命我做这帆船的船长，并且授权我在两个月内自行交易。在这个时间里，他自己在东京处理一切事务。
我们航行还不到三天，海上就起了大风暴。我们向正北偏东方向漂流了五天，过后又被吹到了东边。这之后天气晴朗，但从西边刮来的风却仍相当的猛烈。到了第十天，有两艘海盗的船在追赶我们；由于我那单桅帆船负载重，航行很慢，我们也没有自卫的条件，所以海盗船不久就追上了我们。两艘海盗船上的人几乎同时上了我们的船，他们在海盗头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爬了上来。可当他们看到我们全都脸朝下在那儿趴着（这是我下的命令），就用结实的绳子将我们的双臂捆绑起来，留下一人看守，其余的都搜刮船上的财物去了。
这伙人中间，我发现有一个是荷兰人；虽然他并不是哪一艘贼船的头，却似乎有些势力。从我们的衣着打扮和相貌上他推断我们是英国人，就用荷兰话对我们叽哩呱啦地咒了一通，发誓说一定要把我们背对背地捆起来扔进海里去＇注＇。我能说一口相当好的荷兰话，就告诉他我们是些什么人，又求他看在我们是基督徒和新教徒，且英荷两国是比邻的紧密联盟的份上，能去向两位船长说说情，怜恤我们一点。我这话却惹得他勃然大怒；他把那些威胁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同时转过身去对着他的同伙语气激昂地说了半天。我猜测他们说的是日本话，又听到他们时不时提到“基督徒”这个词。
一位日本船长指挥着两艘盗船中较大的一艘。他会讲一点荷兰话，但说得很糟糕。他走到我跟前，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卑顺的一一作了回答。听完之后他说，我们死不了。我向船长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转过身去对那荷兰人说，我真感到遗憾，竟然一个异教徒比一个基督徒兄弟还要宽厚很多。可是我马上就后悔自己说了这样的蠢话，因为这个心狠手辣的恶棍好几次都企图说服两位船长把我抛进海里（他们既然已答应不把我处死，就不会听他的话）；虽然没有得逞，却究竟占了上风，竟说服他们要以一种比死还要令我难过的惩罚来整治我。我的水手被平均分作两半送上了减船，那艘单桅帆船则另派了新的水手。至于我自己，他们决定把我放到一只独木舟里在海上随波漂流，给我的东西只有桨和帆以及只够吃四天的食品。那位日本船长倒是心肠很好，他从自己的存货中给我多加了一倍的食物，并且不准任何人搜我的身。我上了独木舟，那荷兰人还站在甲板上，把荷兰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