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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争实践，经过林彪罗荣桓等指挥员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军事原则是什么呢！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将领们在以往的作战中也多次强调过，主要是：“一点两面”的作战原则。这是在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的过程中，林彪总结了“沙岭战斗”、“秀水河子战斗”正反两个战例的经验教训之后首先提出的。这点前面已有叙述。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是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原则。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这是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应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而我方准备好了再打敌人则会跑掉，而不准备就打又没有把握时，则应该将敌人围起来，等待我方准备好了再打；如果遇到敌人撤退，则要猛追，不要等待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追上了便是胜利。“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原则，纠正了不少指挥员“打莽撞仗”
的陋习，使情况的判断、处理和指挥决策更具科学性。
“四组一队”的原则。
随着战略进攻的展开，大规模的攻坚战频繁发生，于是，针对攻坚、“啃骨头”的作战原则便在战斗中应运而生。
所谓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等。组织四组一队，其核心是强调攻坚作战的分工合作，是对战斗的科学组织。此外，还有诸如“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等等，这些产生于黑土地而又用之于黑土地的军事作战原则，使共产党的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土八路”
转变为正规兵团，越打越精，越战越强。
为实现大兵团、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指挥机关的建设和改进，东北野战军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提高领率机关的科学工作效率。
从春末到夏末，东北野战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
针对下一步攻势作战的目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长春，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战略据点之一，敌人在此设置重兵，以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因此，东北野战军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坚战战前练兵。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部队按“四组一队”编配。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地尾，到处都挖掩体、交通壕，人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坡土地庙、烂房子、破与坎都成了“地堡”，爆炸的响声此起彼伏。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样掏，反复研究、演练。一些刚刚从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部队，得从头练起；一些打过硬仗却战绩不佳的部队，则重新补课，加紧练习。
林彪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罗荣桓说：加强训练就是战斗力！在大练兵的高潮中，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步兵纵队及炮兵纵队、铁道纵队。
炮兵，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主要火力骨干和歼敌手段。1947年夏季攻势
之前，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部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转入战略进攻后，炮兵建设进入全面发展和提高阶段。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民主联军的炮兵边打边练，以战争为课堂，使自己迅速成长，进一步提高了火力突击的准确性和步炮协作水平。1948年8 月，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作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在炮兵司令部之下，成立了炮兵纵队。此时的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已经拥有：三个榴弹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二个摩托化高炮团等八个团的实力，成为一支令国民党军为之胆寒的打击力量。
到举世闻名的辽沈决战之前，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了12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共70余万人的实力，沿着大兵团、正规化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五、战锦方为大问题蒋介石固守锦州之谜。南下北宁线之争。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卫立煌疑惑：“难道共军攻势提前了？”林彪犹豫：“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一封电报扯出的是是非非。攻克锦州，关门打狗势成。国军精锐尽丧，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宁静的黑土地。
1948年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系列打击下，卫立煌集团已经是穷途来路，被围困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内。鉴于决战时机的成熟，已经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这支雄师劲旅，兴兵南下，出击北宁线，并以攻取锦州为契机，演化出了一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春季，与和煦的春风一同吹来的，是共产党武装在各个战场上频频报捷。
4 月22日，西北战场首传佳音：由彭德怀、张宗逊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苦战一年，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延安。
5 月17日，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克晋中重镇临汾。
6 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 月6 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 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 万人，下降到365 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 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 万发展到280 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 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 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
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
袤的土地上展开。
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 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5 月6 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 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 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
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
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
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邦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
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于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 月20日，蒋介石就派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副厅长李树正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 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
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 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 月4 日至6 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一、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 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
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
9 月12日，战略决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建昌出发，奔袭山海关至滦县之敌。至9 月17日，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切断了国民党军自华北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
9 月13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台安、北镇地区隐蔽南下，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了义县敌军逃跑退路，打了义县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随后，第八、第九纵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锦州，将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