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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见毛主席。当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时，王震带领南征指战员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面带微笑，频频向同志们招手。他健步走上主席台，对同志们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这次征战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
接着，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说：“党中央把同志们欢送出去，现在又把你们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中央决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你们好好休息，得到整训和更好地发展。”
中央领导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志们的心情感到无比欣喜。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请三五九旅南征团以上干部。在礼堂里摆了六桌，每桌有四大盆菜。毛主席举杯祝酒：“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现在于杯！”
大家心情特别激动，一同举起这庆功酒，一饮而尽。接着，毛主席又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他说：“三五九旅休息不能大久，要重整旗鼓。你们中原突围，就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蒋介石要下山了，你们要准备新的战斗！”
朱德总司令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两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
王震当即站起来，很谦虚地说：“我们仅仅走了两万两千里。”言下之意，是不能超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其他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又陪同南征的全体同志观看了文艺节目。
10月3 日，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王震题为《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的讲话：全国同胞们！
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经过了无数次英勇的血战，打破了国民党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歼、追击、堵截，现在已经胜利地到达延安了。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进攻敌伪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却在敌伪进攻之下，节节溃退，广大国上沦陷在敌伪手里。全国人民把停止敌人进攻、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
于是，在南泥湾每人种有30亩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令南下抗日了。
在南下抗日征途中，我们冲破了敌伪的重重封锁，消灭了出击堵截的大量敌人。我们作战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受到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慰问、爱戴、援助，使我们感到忠于中华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动，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经历了万里的南征，终于打到湖南和广东敌后的广大地区。
三五九旅在两年中间，南下北上，跋涉祖国山河达2。2 万里，经过8 个省境地，英勇地战败了日寇、汪精卫和蒋介石，艰苦地克服了严寒酷热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碍。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胜利的！
三五九旅休整后，转归晋绥军区建制，增强了晋绥部队的力量。
1946年9 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迎接中原突围的我军第三五九旅及第十三旅一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大部主力尚在豫西、陕南地区，其封锁、包围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抽去堵截、追击第三五九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整补。此时，盘踞在陕西北部榆林、横山和陕蒙边区的国民党邓宝珊部，奉令策应胡宗南南线休整，在北线积极袭扰我军。为打击邓宝珊部的袭扰，并策应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集中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决定乘隙发起榆（林）横（山）战役。
早在1946年4 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决定在加强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同时，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要派出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一切可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毛泽东主席曾亲自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发出指示，要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回旋余地。
遵照中央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西北局决定派当时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同志，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口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我国民党军官胡景锋，尽力做胡的工作。
胡景锋从小受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在富平县庄里镇和我党就有密切往来，思想比较进步。1938年夏，胡景锋任国民党高桂滋部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途经富平时，我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将40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
他，同时派师源、刘茂坤进入该部，以便长期做胡的工作。后来，师源到西安后，因调于学习暂时离开了胡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景译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他多次在前线坚持抗战，引起上司不满，结果被调离前线。
1944年春，胡任国民党第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率部在甘肃固原驻防。当时师长任子勋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封锁边区的政策，要求胡景锋奉命封锁边区。
胡很气愤，拒不执行命令，并直接拜见军长高桂滋，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我们不去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封锁共产党。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日是有功的。”
高桂滋说：“这是委座的命令。从长远看，对我们威胁大的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你要认清形势。”
高景铎也直言相劝：“国民党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的。而共产党现在日益壮大，势不可挡，我们还是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留条后路吧！”
“要我与共产党友好相处，那不可能。”高桂滋态度很坚决。
胡景铎一气之下，告假还乡，并在关中一带重新组织军队，并于1945年年初到陕北任职。我地下党员刘茂坤也离开了胡部，于1945年2 月进入边区，向淳耀县委统战部汇报了自己在胡景铎部队所做的工作及胡本人和部队的思想状况。
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就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对内排除异己，缩减杂牌，扩充嫡系部队。为了牢牢控制军权，蒋介石还向杂牌部队大量派遣特务，监视他们，这引起了以胡景锋为首的驻陕北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
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前途只有两条：要么被蒋介石吃掉，要么充当蒋介石的炮灰，被解放军消灭。他想：为了生存，只有投靠共产党，实行起义。
1946年4 月，师源在中共西北局和绥德地委的安排下，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假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探听胡景锋的下落。在榆林，他通过胡景锋的五哥胡景通得知胡景锋已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驻防。
为了尽快与胡景锋取得联系，师源回到绥德后即写了一张便条：我有要事和你见面，可否？请速回信。
他派武启政化装成小商人进入波罗堡找胡景锋。当胡看过字条后，喜出望外，急忙用毛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个字：望快来！
接到回音后，师源即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波罗堡与胡面谈。胡当即表示：“我再不吃蒋介石的饭了，我要跟共产党走，率部队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欢迎你们的部队。”师源非常高兴地说。
“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希望你回去后向习仲勋汇报，并请共产党派人进来，支援我们部队枪支、弹药，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胡说。
“没问题，我们尽全力协助你们。”师源让胡放心，并与胡确定了联络人员及联络的办法。
习仲勋在绥德听了师源的汇报后，立即组织地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协助胡景锋部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胡景锋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30
多名同志，并提供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派进去的同志，于6 月底以前陆续进入胡的部队。他们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景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对所属部队的人员特别是大队（营）以上军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及需要提防的顽固分子。他通过多种途径向可以依靠的对象交底，让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而对顽固分子，则封锁消息，监视他们行动，防止他们告密。我党派进去的同志还和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一起，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民主和反内战的教育，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训练班结束时，胡景铎还找每个人谈了一次话，使他们心中有数。
6 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西北局于7 月1 日在延安花石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马明方、张德生、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范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方针，并研究了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从政治上看，横山起义可以证明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饭一块，也有一些部队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从军事上看，洛川以南为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进攻延安；北边榆，横敌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力量薄弱，但如配合行动，也会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一把利刀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而且战时部队也少回旋余地。不拔除这个钉子，终必受其影响。从起义部队来看，胡景铎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依靠我党我军态度很坚决，加上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因而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派当时任中共西北局自区工作处处长的范明同志直接同胡景锋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7 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向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并组织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
8 月初，国民党榆林特务机关发现胡景铎频繁与我军接触，并在部队中开办训练班，便向榆林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通密告胡景铎最近的行动可疑，要求对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胡景通接到告密后，并没有找他的弟弟谈话。他想：即使他弟弟有投靠共产党的企图，找他谈也未必了解真相，要了解实情，只有从部队中调查，才能抓住把柄。
于是，他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了解其弟胡景铎最近有些什么动向，但由于事先工作做得周密，胡景通没有抓到其弟的把柄。不过，针对国民党的注意，起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 月中旬，范明化装成富平县立中学的教员进入波罗堡。他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了胡景铎，向他传达了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听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的决定，表示自己就是在要党暂时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两人商定了起义的十条计划：（1 ）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
（2 ）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3 ）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由胡景锋提出名单报中央批准。
（4 ）提出了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
（5 ）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
（6 ）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
（7 ）决定了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
（8 ）制定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