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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
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 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 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 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 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 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 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 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八五八书房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 月1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 月7 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1 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