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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香。”韦伯深深的吸口气，抓起个窝头很咬口，黄灿灿的窝头散发着玉米的香气，乡下的午餐很简单，几块腌菜，一碗汤，用盘子装着几个窝头。
“韦洋人，”房东大爷拍拍身上的尘土，看着正狼吞虎咽的韦伯问：“你在美国吃什么？也是窝头？”
韦洋人这个称呼，是房东大爷想了好久才想想出来，韦伯曾经抗议，可老大爷就是不改，让他毫无办法。
听到大爷的话，韦伯一愣，抬头望着房东大爷，房东大爷的神情告诉他，这个问题已经在他心里憋了很久，韦伯一笑：“当然不是，不过，我们也吃玉米，但不将玉米磨碎，而是就怎样煮熟。要论吃，我们美国人是这个，”韦伯竖起小手指，然后又换成大拇指：“你们中国人是这个。”
大爷呵呵笑了，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大娘这时端着个簸箕出来，坐在院子里，又开始掰玉米，韦伯清楚，这是在准备明天的东西，晚饭不会吃窝头的，晚饭一般是玉米糊。
“那跟咱们也没什么区别，”大娘说道：“我听说你们美国人生吃牛肉，我就在想，那牛肉生的怎么吃呀。”
韦伯一听便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他笑了笑解释道：“这话也不错，我们称那是牛排，我们作牛排一般是烤，烤上五分熟，或者七分熟，这样可以保证牛排的味道不被烤坏。”
韦伯不是厨师，也不是营养学家，不知道这个几分熟到底好在那里，到底怎样保持营养，他担心房东大娘继续追问，便立刻转换话题：“其实牛肉我还是喜欢吃四川的红烧牛肉。”
房东夫妇显然不知道红烧牛肉是何物，韦伯看着大爷将粮食提进屋内，不由问道：“今年的收成怎样？”
“好，”提起这事大娘便露出笑容，满脸的皱纹堆在一起：“今年老天开脸，是少有的好年景，说来还是赶走了小鬼子，才有这么好的收成。”
“还是庄司令是好官，减租减息，咱们可算松缓了，要是小鬼子还在，再好的收成也吃不饱。”大爷从屋里出来，瓮声瓮气的说道。
“说来也是，说来说去，还是碰上了好官，”大娘认真的点点头：“以前就算小鬼子没来，日子也没这么踏实过，要说还是庄司令好，唉，只是，不知道他能在这里留多久。”
韦伯微微点头，冀东光复后，社会改革随即在冀东展开，力度甚至超过平津地区，庄继华已经将冀东看着自己的地盘了，民众部和救国会在每个县每个镇都派驻了工作队，军队也同样派出了支农队，经过三个月宣传推行，整个冀东都进行了减租减息，进行了居民户口登记，当然同时也推行了统购统销。
“我听说GCD也在推行减租减息，你们这里没推行吗？”韦伯饶有兴趣的看着房东房东夫妇。
GCD在他们的根据地内推行减租减息，这已经成为他们在抗战上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也就是依靠这项政策，获得大批底层民众支持。GCD在冀东也同样拥有不小的根据地，他们在这些根据地里也同样在推行减租减息，韦伯非常好奇，这些中国老百姓究竟怎样评价国共两党在这项政策上的差异。
不过，房东大爷和大娘显然让他失望了，大娘停下手中的活，望着他说：“我们倒是听说过，早些时候村里没鬼子时，他们也有人来宣传过，可鬼子来后，他们很快便走了，我儿子也跟他们走了，现在也不知道到那了。”
大娘的脸上有种深深的失落，韦伯也叹口气，大娘却转了话题，开始关心起他来了：“我说大兄弟，你一个人在咱们这，媳妇在家不挂念吗？”
韦伯想了下才明白，大娘这是在问他老婆，韦伯苦笑下，他原来借过婚，可离婚也十多年了，妻子原也是派驻中国的记者，俩人各忙各的，聚少离多，慢慢的感情淡了，便分开了。
“我离婚了，”韦伯很坦率，他没打算瞒大娘，可让他不测的是，大娘愣住了，手里的活也停下了，有些茫然的看着韦伯问：“离婚？啥叫离婚？”
韦伯也愣住了，在他看来，离婚这个词在中国并不陌生，民国建立后，便有离婚，报上时常也有报道，这个村子距离铁路不远，应该不是个闭塞的地方，村里还有学校，也不应该是个落后的地方，可大娘却连离婚都不知道。
“离婚就是夫妻分开，”韦伯开始慢慢注释：“夫妻向法庭提出申请，解除双方夫妻关系，分割双方财产，法庭批准后，双方解除夫妻关系，这便是离婚。”
大娘依旧有些糊涂，大爷明显要懂得多些，他一句话便让大娘明白了：“就是告官，让官府做主。”
大娘这下明白了，她的手又开始快速活动起来，语气却有些不善：“干嘛要扔掉你媳妇呢，这不成陈世美了吗。”
陈世美是什么人，韦伯还是清楚的，他忍不住苦笑为自己分辨说：“不是的，是我们双方没感情了，分开后，相互再重新寻找幸福。”
“你们这些文化人，说些话文绉绉的，陈世美变心也有大把理由。”大娘显得有些不高兴，又适时表示出关怀：“我说大兄弟，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找到女人，成个家，别再整天这样闲逛。”
韦伯差点就笑出声来不过他还是挺感激大娘的，但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样给大娘注释，要是他妻子还在，可能还能注释清楚，可现在他妻子早已经随丈夫回美国了。
“其实，我们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我前妻提出来的。”韦伯说。
大娘这下更惊讶了，好像听到天方夜谭似的望着他，韦伯继续说：“那是十几年前，哦，不，好像是八年前，我去印度采访，半年后，回来，我们谈了一次，她提出分手。”
“哦，”大娘这下好像懂了点，随后又惊讶起来：“她怎么能这样，这样女人，水性杨花，不要也好，我说大兄弟，你想找个啥样的，咱们村里便有好些闺女。”
面对大娘突如其来的热情，韦伯有些尴尬，大爷这时突然咳嗽声，大娘登时感觉到什么，扭头看了眼大爷，便闭嘴不再说什么。院子里忽然生起丝尴尬，韦伯忽然明白了，大娘将他当中国人了，大爷这是提示她，韦伯不是中国人。
韦伯不想谈这个话题，赶紧想岔开这个尴尬，没等他想出招，院门外出现查尔斯和白修德的身影。
“韦伯，你知道吗？苏俄人在远东发动进攻了，刚刚收到的消息。”查尔斯推开门便迫不及待的宣布这个刚刚获得的消息。
韦伯闻言没有开口，他三两下将手中的窝头咽下，几口喝掉面前的汤，白修德坐到他面前：“别急，战区司令部还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
韦伯迟疑下，动作放慢，想了想说：“我估计对东北的进攻可能要提前。”
庄继华迟迟没有展开对东北的进攻，韦伯他们也曾经议论过，认为庄继华可能会在夏收后，处理了粮食问题才开始进攻。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韦伯认为，庄继华可能会立刻开始进攻。
第三部 血火抗战 第十一章 朝天阙 第一节 一个美国记者的目光（十一）
“苏俄在远东地区发动进攻的消息让整个战区司令部高度紧张，战区宣传处的花处长虽然出来照本宣科说了些听上去还不错的话，可进出军官们的严峻表情表明，东北战区被这个消息触动了，云集在东北边境地区的，高达一百万的中国军队开始高速运转。
这是奇怪的联盟，也是个脆弱的联盟，从历史上看，中央帝国的骄傲被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碎后，帝国迅速滑落到谷地，西方东方先后侵入这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究竟是那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伤害更大，日本苏俄难分轩轾，中国人从未忘记，沙俄通过一系列条约从中国割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土地的大小相当于三个法国或三个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中国提出了对东北的要求，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警惕，蒋介石委员长作出了强硬反应，但中国人再度记起这只北极熊的贪婪。
在上个月，两只不算强大的军队在蒙古境内对峙，脆弱的联盟濒于破裂，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前来灭火，
苏军在进攻，中国人也必须进攻，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目的是抢在苏俄之前进入东北，以避免让苏军进入东北。
在德黑兰宣言和开罗宣言中，美英苏都明确承认东北为中国领土，但中国不相信苏俄的保证。
正如，拿破仑不相信提尔西特和约，汉尼拔不相信罗马一样，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俄国。
正如前言，在过去一百年中，侵略中国最积极的东西方强国中，以日本苏俄居首，后者甚至超过前者。在中央帝国的执政者和人民来看，他们不担心来自海洋的威胁，他们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更加警惕。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进行农耕的汉民族与从事放牧的草原民族，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战争，无数次，骑着马的游牧民族，挥舞着战刀从北方高原南下，马蹄踏过田地村庄。
为了抵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历代统治者都在加固北方边防，长城就是这项政策的杰作，这道延绵万里的城墙，沉默的记录下，几千年来的征战。
汉民族依靠这座花费无数能力资金，建立在崇山峻岭上的关墙，阻击来自北方的威胁，那些衣衫褴褛，跨着矮小的蒙古马，挥舞着马刀的游牧民族，从几千年前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
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萦绕在中央帝国每个时代的统治者头上，数千年来的史书中记载着无数次，发生在我脚下土地上的战斗，那些血流成河的战斗。
这些历史为这个帝国的史书所记载，但普通百姓却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口口相传的岳飞岳武穆，几百年前一位著名的将领，被民间称为战神；记得的是卫青、霍去病，近千年前的汉代将领，击败了强大的匈奴。
这些口口相传的历史，看上去那么简单，甚至有些神话成分，但就是这些简单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荒诞的传说，将一些最基本的理念扎根在这个民族的思想中。
我租住的村庄是个传统的小院，房东太太有五十多岁了，她不知道离婚是什么，在她简单的思考中，离婚，要么是男人背心，要么女人**水性杨花，是绝对错误的，她好心的要给我介绍对象，却被房东大爷制止。
尽管这几周我们相处融洽，我甚至以为我们成了一家人，但这一刻我知道，我还是个白皮肤，灰眼睛，黄头发的西方人。在上海、北平、广州这些城市，与西方人通婚已经是非常普通的事，可在广阔的农村，这却是大逆不道的事，几乎与叛国等同。
我在中国很长时间了，也曾经到过西北，调查过那里发生的饥荒，但我从来没在农村的农民家里住上这么久，这几周的经历让我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个有些奇怪的国家，一方面在城市里，西方文明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向往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广阔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却依旧十分落后，他们保留着数千年来的生活习惯和认识。
现代文明和传统愚昧同时存在，距离这个村子不足百公里的唐山，已经是一座接近现代的城市，可就在这里，这个村子，女人依旧不能离婚，男人可以随时休妻，女孩子很少进学校，寡妇再嫁是不贞的表现。
庄继华将军在整个中国推动社会改革，可这种改革仅仅只能给农村贫穷农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却无法改变农民的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长期教育来实现，这个时间大慨需要一代人。
‘中国的问题首要是解决农民问题。’我在延安采访GCD领袖MZD时，MZD说出了这样的话，在重庆，蒋介石将军和邓演达将军说过类似的话，这些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但他们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延安认为，可以用更激烈的手段，打破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从经济上引导农民实现自己的要求，进而将这种要求转变为政治诉求。
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则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推进社会转变。这种方式源自孙中山对中国走向现代的划分，孙中山在领导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后，提出走向现代社会的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并为这三个阶段规定了具体任务。蒋介石将军在十多年前实现了中国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
我无法评论这两种方式的优劣，但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