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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麦搬到新泽西租好房安居下来，便和李之白联系，想和他谈离婚之事。没想到，李之白接到电话，沉默了片刻，第一句话就说：“我的艾滋病发作了……”
田麦和艾滋病毒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她还是第一次碰到熟人中患艾滋病，而这个人却是自己同床共枕过多年的丈夫！她在电话里冷冷地问他：“有什么症状？”话一出口，她感觉到了自己口气冰冷。这能怪她吗？一切都是李之白惹祸上身，祸及她。他是她生命的风景上一块不能抹去的阴影。在他突兀而又顺理成章地患艾滋病后，这块郁闷哀痛的阴影加倍地影响她渗透她，忧伤侵入她的内心。她很难面对生命的虚无，片刻中仿佛已看到生命尽头，流泪不止。这泪水与其说是听到李之白患了艾滋病，不如说是对自己生命的恐慌。
李之白说他的舌头已开始有毛状白斑，牙根有一点溃疡，出现了肿块。田麦知道，那是卡波氏肉瘤，在正常人中罕见，是艾滋病人的病症。李之白回电话时正在发烧。他已持续发烧一个多礼拜了，头痛，身上出现疹块……
“上帝，但愿我不会像他那样，请保佑我！”田麦一面在电话里听李之白描述他的病症，一面在心里默默祈祷。她打算不再向李之白提离婚这件事，因为这已毫无意义，除非奇迹发生，李之白的生命已不会长久了。无论她怎么恨他，她不想对他雪上加霜。
放下电话，田麦心里很沉重很难过，身上居然出满了汗，仿佛在黑夜里刚走完一段很长的路，而前面漆黑一团。她到浴室里拿毛巾想擦擦汗，竟没拿住毛巾。毛巾掉在地上，她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地像一只孤零零的雏鸟般战栗着。好大一会，她才从恶梦中醒来，宛如藏进洞穴的螃蟹，惊慌失措地走进卧室，来回地走动，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又爬起来，不知干什么为好。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在刚搬进来的住宅里这样待着，独自悲哀非把她逼疯不可。
她开着车，出去熟悉周围的环境，借以忘记悲痛。爱过一个人，即使现在恨他，也绝不可能完全忘却，更何况对方还是身患绝症的丈夫。不管婚姻最后的结局是好是坏是聚是散还是撕裂心肺，总会留下很深的痕迹。她记得读过一篇文章，说爱一个人就是做一个好裁缝。爱是一块美丽的布，有了洞有了裂痕或经纬之间有些松动了，再好的裁缝又能怎么样？总之是落过水的旧布了。也许，巧妙高手的裁缝可以将这样的布重新针脚一番，再绣些花在原来的有洞之处，使其变成迷人的装饰。然而，田麦知道自己不可能当这样的好裁缝了。
田麦握着方向盘的手不住发抖。天气阴沉。光线显得晦暗不明。前段时候下的雪，很多还堆积在马路两旁，因天气寒冷而未化去。一切显得很凝重冰凉。车窗都关了，暖气开着，她仍然感觉那阵寒意彻入骨髓。车窗上笼罩着一层雾气，大概是她的呼吸和冷空气的反差造成的，使她看不清前面的路。她打开消雾灯，开得很慢。
车窗的雾气很快消失了。田麦默默地感叹，自己的生命难道就如同这雾气吗？
路旁不远有几个少女在打雪球，互相追逐着，兴奋地叫喊着。她一点也听不清楚她们在叫喊什么，但她很肯定她们一定很开心。自己还会有如此开心的日子吗？田麦在心里问自己。她觉得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开心起来，否则她非垮了不可。
田麦把车停在一个大商场停车场。打开车门，一阵猛烈的风吹得她几乎站立不稳。她趔趔趄趄，赶紧走进商场里面，逛了起来。她发现新泽西的商品还真多，价钱相当合适还不收税。她进了一家欧洲店买了好些贵重的东西给自己，两双意大利皮鞋，一件西班牙皮衣，一件英格兰羊毛衣和一条苏格兰羊毛围巾。她心里难免恐惧：如果自己艾滋病发作，死亡就会来临，趁还活着，她不能亏待自己。再说，她也需要添置些东西。这次搬家，她扔掉了不少旧东西旧衣服，尤其是李之白买给她的。她竭力想把他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抹去。她明明知道，艾滋病毒只有通过血和精液才能传染，在高温下和体外不能存活。但是，在扔掉那些旧衣服和旧东西时，她觉得它们似乎都带有病毒。人在很多场合，理性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
田麦排队等候付款。排在她身后的一个亚裔男人的臂膀左被一个美国女人、右被一个亚裔女人挽着，两个女人都身怀六甲。那两个亚裔的口音显然是中国大陆人，那美国女人则说着相当漂亮的中文。
田麦虽然在北方上大学，但先后在杭州和宁波长大，她的中文普通话带有江南口音。她从小就羡慕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尽管她有时努力纠正自己的口音，如 N和 L、Z 和 ZH 、C 和 CH 的不同，但总是有些不自然的感觉。她不由得向那美国女人投去敬意的眼光。那美国女人看到田麦，朝她微笑了一下。
田麦情不自禁地赞美她：“你的中文说得真棒！”
“哪里。他们两位是我的老师。”那女人指指身边的那两个中国人。
“你的发音比他俩标准。他俩一定和我一样，是南方人。”
田麦碰到这三人就是米山、雅文和安玛。雅文觉得田麦脸熟，很像她姐姐雅娟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你是宁波人？出生在杭州并在那里读到初中一年级？”。田麦和雅娟在杭州读小学和初中一年级时是同班同学，很要好。那时田麦常去雅文家找雅娟，几乎每次都碰到小雅文。初二年级时田麦家搬到父亲老家宁波去了，就再也没有见过雅娟和雅文。雅文惊喜地认出了田麦：“我是江雅娟的妹妹，雅文。我记得你的名字，田麦。你的名字很特别很美很有诗情画意。还记得吗？那时你和我姐姐彼此喜欢对方的名字，她说她的名字俗而喜欢你的名字，你说你的名字太容易被别的同学起外号嘲笑而喜欢她的名字富有女人味……”
田麦却认不出雅文。雅文长得不像雅娟，前者像爸爸，后者像妈妈。而且，雅文的变化相当大，比小时候漂亮多了，很有艺术家的气质，穿着举止都很前卫但得体大方，跟田麦脑子里模模糊糊的雅文小时候的形象判若两人。
得知雅文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田麦感叹：“雅文，难怪你变化如此之大。看来艺术影响了你的整个一生。我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你怎么会觉得我脸熟？”
雅文对形象很敏感，而且“田麦”这个名字让她对其加深了记忆：“学艺术的人没什么本事，就是靠形象思维吃饭。我从小对人的形象记得特别牢。”
如果说雅文的漂亮是那种东方古典美加上现代艺术家的气质，那么田麦的脸是有点西洋式的：鼻子挺拔，嘴唇薄柔但比较大，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忧郁，悲痛笼罩着她的表情和举止。可能在一般华人的眼里，田麦长得比雅文好看，只是雅文的艺术气质和举止打扮更动人。
想不到如今在美国相会，田麦的公寓离雅文家开车只有十几分钟。雅文把田麦介绍米山和安玛：“这是田麦，是我姐姐小时候的好朋友。这是我先生米山，这是安玛。”
米山三人本来说好了买完东西到新泽西华人聚集的艾迪生地区的一家中餐馆吃饭。田麦早已听说那里华人开的店很多，本也打算要到那里转转，买点菜。于是四人一块去吃饭。
在路上和餐馆里，两人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田麦回忆起往事。有一次，有个男同学欺负田麦，拿了她的一只笔故意不还给她。雅娟听说了，二话没说，见到那男同学，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你把田麦的笔还给她！”当时雅娟长得高大，相当泼辣，男同学都害怕她。雅娟对她说：“任何一个男生敢欺负你，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
田麦想，如果她和李之白这件事让雅娟知道了，一定会被雅娟臭骂一顿，一定会说她太窝囊，怎么可能对丈夫的同性恋没有察觉。可这种事就算雅娟知道了，现在也帮不了她的忙。她问雅文：“你姐姐现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雅娟大学读的是一所军医学院，没有出国留学，现在她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
雅文得知田麦在研究艾滋病毒，敬佩地说：“我姐姐说过，女同学里你读书最好，又漂亮，心最单纯，一定最有出息。果然如此。”
田麦想，自己的确太单纯，才被李之白骗了这么久。
雅文察觉田麦脸色立刻变得不太好，更显得倦怠憔悴。“你们搞科学的不要为了科学而拼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你看起来太劳累了。”雅文的这番关照，说得田麦心里暖乎乎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不仅是被雅文的话所感动，而是心里的悲痛实在憋得太久太难受了。可她不愿意把最近发生的这事说出来，只好说：“不好意思。最近出了点事情，弄得我很累很不舒服。”
雅文很懂人情，其实她一见面时就看出了田麦的忧心忡忡和悲痛的样子。她什么也没问，只是安慰了田麦一番。把她和她姐姐的电话号码给了田麦：“什么时候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反正我们住得这么近，来往也方便。我姐姐上次来美国考察，还到我这儿来了一趟。不过她很生我的气，现在不愿理我。”
“为什么？我若有你这么可爱的妹妹，开心都来不及。”
“这以后你会知道的。她一定会对你说。”
田麦和米山、安玛也聊了不少。她很喜欢他们，只是有一点让她困惑的是安玛对米山和雅文夫妻俩的事了如指掌，而且安玛并不在乎她在场，对米山和雅文都很亲热，好像关系非同一般。
分手后开车回去的路上，田麦一直在想：安玛是什么人？难道是米山公开的情人？如果不是，难道雅文和安玛是一对同性恋？若是如此，难道米山可以接受并这样相处？雅娟上次来美国考察，可能发现了他们的秘密而生雅文的气。如果米山可以接受雅文和安玛的同性恋，那么如果李之白很早就把同性恋告诉自己，自己会不会接受呢？不会的。想到这里，田麦充满了好奇。
回到公寓，她看了看表，正是中国时间星期天早上9 点半。她拿起电话给雅娟打过去。雅娟正好在家，接到这意外的电话，欣喜若狂。两人就分别多年的情况，聊了不少。田麦告诉她，自己和雅文住得很近。
雅娟高兴极了：“哎呀，太好了，你离我妹妹只有十几分钟路啊。你可要替我多关照她。搞艺术的人真是异想天开，完全凭激情办事，一时冲动……”她告诉田麦有关雅文的家庭情况。
田麦听后的惊异，不亚于听了李之白同性恋的坦白。这个世界，远远不是她所想像的那样正常，更不是科学家用数理化公式能推算或证明的。法国作家巴斯葛说，现实世界是这样一个圆球，它的圆心无所不在，它的圆周却无处可寻。其实，它的圆心在于人的思想，它的圆周在于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于我们怎样与别人互动。生活无奇不有。对于人的眼睛，不是缺少惊异，而是缺少发现。
我第二次见到田麦是在米山家里。雅文和安玛先后生下女儿米雅和米安后，我们全家去米山家探望她们。田麦也去了。我才知道她认识米山一家，才知道雅文因姐姐雅娟的关系和田麦成了好友。
我和田麦单独谈了好一会。她和李之白分手后，俩人没见过面，直到李之白垂危，她赶去见了他一面，也就是我在李之白病房里见到她的那一次。至于她没参加李之白的葬礼，田麦说她不是没有夫妻一场的情意，而是那样的气氛会让她更加伤心。她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更让她痛苦欲死的是李之白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了她，“之白发现自己携带艾滋病毒，是他听说兰德患了艾滋病死去之后去检查才知道的，那时我们都已结婚这么多年了！……”田麦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心里像被挖开了一个洞而隐隐作痛。
我给她递去手巾纸。她唉声叹气告诉我，她已做过检查，证实自己被李之白感染了。她已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调到一家生产抗艾滋病毒药的新泽西药厂。她缓缓地抬起头：“柳医生，我在霍普金斯大学是研究艾滋病毒、给学生上艾滋病毒课的教授！您可能知道，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排名第一。美国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学院里一个研究艾滋病毒的教授的丈夫居然死在艾滋病之下，而且自己是病毒携带者！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和笑话吗？如果说出去，我在同事和学生面前都没脸见人。”
死亡的阴影如巨大的黑云压在田麦的头顶，她眼睛里露出悲痛的神色。她万分伤心地说：“真没想到我来美十几年的奋斗最后是这样的命运！……”她现在每天都吃药，是目前市场上最好最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