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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瑞得知雅文把米雅送到北京，和安玛一样很不理解。我对她说，雅文现在很痛苦，根本没心境带孩子。她这么年轻又喜欢艺术，一个人带米雅不容易，去哪里都不方便。北瑞不以为然：“美国不是有成千上万的单身母亲吗？”北瑞觉得雅文这样做，太残酷无情了。
雅文从中国回来后，给我打过电话，谢谢我在她心境特别不好的时候能倾听她，给她出主意。我听得出来，她对米山的爱情和安玛三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已成了往事的象征。她正在写一本西方艺术史的著作，北京一家教育出版社已答应出版，作为国内大专艺术学院的教科书。雅文是不凡的女人，才刚30来岁，未来会好起来的。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半年之后雅文又去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她已留在国内了！这消息给我带来的吃惊不亚于来自她的离婚。在结束三人生活之前，她和米山以及安玛之间已有不少冲突和矛盾，尤其是桑妮的介入促使了那些冲突和矛盾恶化，所以我对她要离婚多少有心理准备了。可是，我一点未预料她会离开美国。纽约，是她那么喜欢的地方！她曾对我说过：“我是世界上学艺术的人中很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在自己最喜欢的两个国际艺术中心──巴黎和纽约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那份工作，老板非常器重她。她回国前，已被加薪提升为亚洲部主任。京典还为此祝贺她：“你短短的两三年相当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奋斗了这么多年！”
雅文通过电脑互联网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在北京一所艺术研究所做研究，并在戏剧学院教西方艺术史，用的教材就是她写的那本著作。她很开心。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事先没计划这么快就留在了北京，所以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再见。我相信这个决定不会像当年事先没计划与米山结了婚和生下孩子那样。在美国的时光真得像梦幻一样！假如不是有可爱的米雅此刻在我身旁，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曾有过那样三人的生活。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米山和安玛。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深深地爱过疯狂过。不管怎样，他俩使得我在美国经历了一般人所经历不到的许多事情，学到了很多东西，交结了像你和京典这样的好朋友。没有他俩特别是没有安玛的大度，我不会去美国，我也不会有今天。现在，北京日新月异，每天都给我新鲜的感觉，就像我当初在巴黎和纽约一样。总是有很多事情在我面前越发清晰，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却慢慢模糊。”
读完雅文的信，我很为她高兴，理解了她为何离开纽约。改换空间世界的远足旅行，向来是治疗心理创伤和改变心境的常见办法。那么，这个办法的延伸即移地定居，不也有这样的效果吗？老在一个地方待，耳闻目睹的都是同样的事，一切变得理所当然，没有好奇，会使一个人眼光迟钝，缺乏新鲜感，亦步亦趋。习以为常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易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如台湾作家朱天文所说，我们会变成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我们才看得见；而我们不想要看的东西，我们就果然也看不见了。陌生，提供给人不同的眼光，让人有所比较，寻找新答案。
不过，雅文信里“我们三人深深地爱过疯狂过”那句话在我眼前掠过时，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很多知道米山一夫两妻的人都有过的：安玛和雅文之间是不是同性恋呢？我想，还是把这个问号的答案，留作一个芬香的秘密吧。这个世界有些秘密，我们还是不要把它们揭开为好。一切都昭然若揭，这个世界就索然无味了。米山一夫两妻的故事，和李之白的同性恋故事一样，画上了句号。他们的经历，恐怕都不是我们可以经历或重复的。不过，他们的故事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东西，哪怕仅仅是阅读的娱乐。但绝不会只是娱乐。
我现在再回想米山所经历的那一切，仍有恍若隔世之感。我明白雅文那种不敢相信曾是事实的心理。事实和我们相信是事实之间，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无法预测，有多少读者会相信米山的故事。就像我若不是李之白的心理医生，若不是听到他自己的叙述，哪怕我认识格雷、田麦和艾德瓦多，我恐怕也很难相信李之白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过，相信与否并不重要。故事的结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不是不偏不倚的。现实里半数以上的家庭倒向悲剧一边，没有了爱情。剩下的家庭里，内在不和谐远远超出了人的想像。尤其是在这个缺乏共同精神、缺乏纯朴和缺乏高尚而崇拜金钱的时代里，人类带有悲剧色彩，这没什么好争辩的。生活中类似广告的假象，缓解了我们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对事实的相信，甚至让我们觉得事实本身就是幻觉和梦。然而，幸亏生活里充满了这些幻觉和梦。我们依靠它们克服悲哀，继续活下去。
尾声
除了兰德和李之白先后去世、雅文已在北京工作，这本书主要人物的近况如下：
米山去年也海归国内了。目前他在西藏，已在藏传佛教和印度教公认的最重要的神山──岗仁波齐脚下的塔钦镇待了一个月，身边有位他出国前追求他多年的女作家。也许是雅文说他不读书没有理论素质，刺激了他的神经，他竟然已出版了两本随笔，写的都是他在世界各地见到的风俗人情，配上插图。据说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他说，下个月他会来纽约办事和探亲，把那两本书带来给我看。他和安玛、雅文保持着联系。两个女儿把他们三人捆绑在一起了。
安玛仍住在新泽西原来的那栋房子里，只是二楼全腾出来租给别人住，租鑫相当可观。她还在中学教中文和双语教育。米山回中国后，她和雅文一样，都是单身母亲了。去年暑假和今年暑假她都带着米安去中国，游玩了北京、拉萨、成都、上海和杭州，看望了雅文和米雅母女，在拉萨见到了米山。米安最喜欢的是北京，因为那里有米雅。令人有趣的是雅娟见到安玛后，倒是挺喜欢她，甚至说：“难怪雅文当初发神经病做出那种决定。”安玛和米安在北京逗留时，母女俩和米雅都住在雅娟家。
我在写这本书的结尾时，安玛已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文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她将在我和李之白的这所母校里攻读中文博士。安玛说，她想和京典合作，把我的这本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京典和格雷已搬到旧金山。格雷开了一家公司，从事在国际互联网上销售和拍卖绘画作品。京典在原来那家绘画艺术公司的旧金山办事处上班。他们搬迁到旧金山目的之一，是因为京典要去旧金山工作，去亚洲更近，少倒时差。京典从福建弄来美国的一位画家，已在国际上打响，具有相当知名度，连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收藏了其作品。京典也因此大大出名，成为美国的亚洲艺术专家。
两人很快就要做父亲了。至于母亲是谁，读者绝对想不到。她是我妻子北瑞。她坚持要替京典和格雷两人生个孩子，我支持。当然她用的是格雷的精子，人工授精，已怀孕８个月了。格雷的父母可高兴极了，把所有的小孩用品都准备好了。我岳父母一开始有些顾虑，后来想开了，心怀喜悦等待再次做外祖父母。
田麦还在和艾滋病毒搏斗。幸亏她在研究艾滋病毒的药物公司工作，服用的都是最有效最贵的药。她说，如果她能熬到彻底克制艾滋病毒的药研究成功，就人工授精替京典和格雷生个孩子，她做妈妈。京典和格雷一直想要两个孩子，而田麦也那么喜欢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田麦已给米雅存了一笔钱，将来米雅回美国上大学可以用。田麦常给远在北京的米雅寄礼物，打电话。她也常去看望米安。
艾德瓦多还和那位美国男人生活在一起。他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北京那家饭店，常和他的美国男人一起待在北京。他还打算在上海“新天地”再开一家饭店。上星期我和他通过电话。他问我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他说，书出来后，他至少要买下100 本，送给他在中国的朋友和同性恋者。我说，根据青岛学者李南平的研究报道，其抽样调查结果是中国有两千万同性恋者，99％以上都不公开或已婚。艾德瓦多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仅官方公布人数已近100 万。可是，许多老百姓都没意识到性生活才是感染的主要途径，逛色情场所者和一夜情者只有10％的人用安全套。”我向他强调，这部小说正是写给普通成人读者看的。希望它有助老百姓强化有关艾滋病毒的知识，有助读者了解男人多恋和同性恋的性心理。
桑妮回新墨西哥州去了。她去过中国一次，看望米山，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她还出席了米山在上海的出书首发仪式，把米山写的一本随笔带回新墨西哥留做纪念。完全看不懂那本书，她把它当作艺术品挂在客厅墙上。
我自己仍在纽约做心理医生。“9 ·11”事件后，我一直在做受难华人家庭的咨询工作。每天早上5 点到7 点以及周末大部分时间，我写这部小说。未经许可，心理医生是不能直接用顾客和病人经历做故事素材的。我告诉米山、安玛、雅文和田麦，我的小说里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不在乎，但要求书稿写出后让他们过目。
本小说实际上，凡真人真事之处全被嫁接和裁剪，面目全非。所用真实地名，纯属方便和情节需要，与他们的故事无关。
此刻，我坐在纽约郊外家里房顶花园上，写这段尾声。说心里话，写完这部书，我对爱欲本身产生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它们既肯定又讨厌，甚至有点痛恨它们。爱欲，是纽约这个城市美好而丑恶的根源。在这里，人们滥用爱欲，以至于使人们的情感失去了真实的面目。
我放下笔，眺望曼哈顿。黄昏里，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很遥远。因为距离，我看不到我最喜爱的自由女神像，而世贸中心大厦已荡然无存。太阳藏在一大片云彩背后。我注视着云彩，看着它们的阴影穿过这郊外的寂静，悄然无声地飘向远方。一条摆渡的轮船正从哈德森河面上驶过，由西向东，掀起巨大的白浪。对岸悬崖，犹如一幅高挂在空中的国画，与水天相连。一群大雁，以一个大大的“人”字形，向远方飞去。我敛声静气，闭目养神。当我再睁开眼睛，天幕已很朦胧。一切变化如此之快，我已看不清楚对岸了。人生的变化不也是如此吗？无论是谁，爱欲本身都是即时短暂的。它们的意义或普遍性，唯有通过其他的决定和选择，通过随后的各种使人更新自我和调整心理的行动，才能被完全了解。这些决定、选择和行动，会前后矛盾，背道而驰。但是，一切都指向发现，不只是对世界的发现，更是对自我的发现。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怎样爱恋，无论我们是否结婚或离婚，这一生总要面对自己心理的地狱。在这个世界上，东方和西方，只是心理上的一个场。最后的东方，就是西方。最后的西方，必定就是东方。
（全文完）